3月24日一早，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面，当日凌晨1点他还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据其妻子闫女士讲，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到早上五六点钟，一早又照常上班。闫女士认为，张斌猝死与长时间连续加班有关，“他为了这个项目把自己活活累死了”。（见4月7日《南方都市报》 ）

　　据了解，张斌生前负责一个项目的软件开发，死前一天还跟母亲说“我太累了”。不仅是张斌的妻子认为，而且有张斌的同事证实，他们长期加班的情况的确存在，从这样的证人证言中不难得出结论，张斌是一个“过劳死”的悲剧。

　　“过劳死”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一项涵盖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和沈阳等7个城市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这决不是“矫情”，现实中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倒下甚至离去的，并不在少数。笔者一个朋友，刚到不惑之年，工作十分认真，加班是经常事，初春的一个上午，这位朋友突然倒下，至今还在医院没有醒来，留下家人、亲友无尽的悲伤。

　　对于“过劳死”现象，舆论关注和呼吁了不少，为什么在身边还是大量存在？有调查表明：不少上班族都表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加班是家常便饭。从表面看，有时是单位要求加班，有时是自己主动加班。其实很多主动加班，也是不正常的劳动关系的反映。许多用人单位崇尚“加班文化”，故意在单位制造紧张压力，不加班的很难得到上升机会，甚至连位置都保不住。于是也就出现了，加班压力大，不加班压力也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仅靠几声道德谴责和呼吁，很难改变“过劳死”现象。当下有必要把“过劳死”纳入制度的笼子。一方面，围绕劳动者权益，构建更明确的保护机制。对加班，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明确底线、设定上限，保证劳动者的基本休息权。另一方面，如果发生“过劳死”，要有完善的法律救济。当前，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关于“过劳死”的规定，工伤认定也没有“过劳死”的一席之地。因此，迫切需要在法律上对“过劳死”给出界定，从而最大限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