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甲午战争，让固步自封的清政府从天朝大国的梦中惊醒。

　　2014年，又一个甲午年。在追问甲午战争为何失败如此之惨、教训如此之深刻时，不能不思考战略创新这一关系国家民族发展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甲午战争之败，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战略创新能力不足，如国家安全战略缺失、军事战略无法突破固有阻力、文化战略束缚创新脚步等。

　　那么在今天，我们如何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推进战略创新，他尤其指出：对军事斗争准备来说，军事战略是管总的，具有引导和牵引作用。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

　　落实战略创新尤其是军事战略创新，当代军人责无旁贷。因此在甲午战争120周年来临之际，本版特集纳一批研究文章，审思甲午创新之失，探讨推进战略创新之法。

　　——编 者

　　甲午战争始于1894年7月，结束于1895年初，先后发生大小几十场战役战斗。作战结果，清军陆军无一胜绩，望风而逃、丢盔弃甲；北洋水师屡战屡败，终至全军覆没。对这场战争的沉重检讨，必须站在历史的、战略的高度来进行。

　　国家总体战略固步自封，极大影响了清军安全判断和战争准备

　　甲午战争前，以守成为主、注意力向内的清政府一直缺乏清晰明确的国家战略，尤其是缺乏对新形势的审视判断及对国家战略的丰富发展。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面对世界形势一日千里的发展潮流，盲目混沌不思进取，精于内斗疏于御外，只图眼前不顾长远，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被外敌侵入打败是早晚的事。

　　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模糊。甲午战前，清政府内部曾进行过两次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争论。一是海防与塞防之争，一为“洋务”与“清议”之争。争议的最终结果，好歹达成了“塞防与海防并重”、“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朝野共识。

　　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只停留在“防”的层面上时，其内部的虚弱性、消极性和保守性也就暴露无遗。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日交战过程中，清政府的策略仍然只是“防”，而且是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防御，一步步守到自家门口，几乎没有任何主动进攻，处处被动挨打，终至一败涂地。

　　外交战略缺乏远见。对于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清政府来说，国际关系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大国关系，只有利益，没有朋友；只讲实力，不讲道义。战前，李鸿章将避战的砝码投向英、俄、美等国，企图依靠列强的善意阻止日本侵略。殊不知各国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最终把砝码都压在日本一方。

　　对主要安全威胁研究不够。甲午战前，即使在日本寻衅态势非常明显情况下，清朝政府也没有对日军的战争准备和作战企图进行详细的情报侦察。对于日本的侵略本质，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均提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清政府也始终未意识到，一旦中日开战，其成败将是中日两国争夺亚洲主导权的最终摊牌，整体上对与日作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握不了主动。1884年12月甲申事变中，清军曾成功击败朝开化党人和日军。但由于清政府的短见浅识，这一胜利并未转化成相应的外交成果。在随后的交涉中，日方强使朝鲜签署《汉城条约》，中日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日本获得了随时可派兵到朝鲜的特权。清政府胜仗败果，为甲午战争埋下定时炸弹。

　　军事战略与作战指导缺乏创新，导致清政府难敌已完成近代化的强敌

　　甲午战争所处的时代，是近代工业化大步前进的时代。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和全面西化战略洗礼，在军事上基本完成近代化，实现了战略指导、体制编制、战术战法等多方面的创新。同期的清军却仍然蜷缩在旧的藩篱之中，缺乏激活战斗力的创新。

　　不能与时俱进掌握敌情制定作战预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战前的清廷，不但不了解日本，连对自己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底数不清。清廷中主战派大多只是对李鸿章的淮军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其装备有西式火器的陆军和“船坚炮利”的北洋水师，“尚可一战”。光绪皇帝更是昧于敌情，轻视日本，以为北洋练兵多年，与西方各强国相较或有不足，敌日本当可有余。由于心存轻视之心，对于日本军事上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在军事准备上始终未做最坏之打算。既没有进行武器弹药储备增添，也未进行战前教育训练，更遑论进行战略预置和兵力补充调动。尤其是北洋海军缺乏明确、周密的计划与战略，消极防御，缺乏争夺制海权意识。日本则在开战前就按海军胜利、僵持和失败三种情况制定陆海军作战战略，明确把争夺制海权作为首要任务。清廷连“知己知彼”四个字，尚不能与时俱进，焉有不败之理？

　　对近代情报战缺乏基本概念。在军情收集上，清朝的军事指挥员从上到下，都不重视情报工作。国家及军事体系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反观日本，其在清国内长期派驻大量间谍和招募奸细，广泛搜集清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在战前，日本商人岸田吟香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同时也是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民间间谍总部。这些日本民间间谍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把从渤海到山东沿岸的海岸线，用铅锤线测量个遍，并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

　　同时，清军对情报密码保护几无所知。战后，清军才知道日军破译了清军的电报密码。清军统帅部与前线的所有往来电文悉为日军所截获，清军的作战部署、兵力调动以及相互推诿扯皮的内容均为日军掌握。这样的作战，不败才是怪事。因此有学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可被认为是清军情报战的失败。

　　军队缺乏近代化的全面训练。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交锋，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打过一个胜仗，缺乏严格的与近代化军事发展相适应的军事训练、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北洋海军组建之初，在洋教练琅威理的严格要求下，训练水平很高。但在琅威理被不愿受管束的北洋将领排挤离开后，海军训练水平每况愈下。战前，操课训练形同虚设。中国武备学堂虽也培养出一些学生，却没有给他们指挥军队之权。而日本陆军高级军官有一半或进过本国军事学校、或到西欧学过军事、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士兵近代化教育程度比中国士兵高得多。

　　落后的军队编制体制决定了清军战斗力水平低下。在编制体制上，对日作战的淮军完全继承了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的湘军体制，而湘军沿用的是明代戚家军制度。这种建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具有明显中古特色的军队体制，即使使用了枪炮等现代化火器，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战效能。淮军最大的建制单位为营，没有统一的军制、编制和装备，兵种相对单一。与日军具有现代意义的军师旅团编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军当时已基本完成近代化改革，军制、编制、武器和装备相对统一，组织指挥比较灵活。因此袁世凯多次强调，清军之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在指挥系统上，清军没有司令部，没有参谋官，没有通信兵，战斗部署只凭最高指挥官临阵拍脑袋。诸军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缺乏协同训练，也从未进行相互配合的军事演习。旅大和金州战役，清军一线互不统属之指挥员达9人之多，没有统一指挥，群龙无首。日本人事后总结：“清军指挥错乱，其龃龉冲突百出，而内部相摩擦，战斗力减弱几何，未可知也。”

　　缺乏战术创新导致清军伤亡惨重。甲午战争中，清军实行的始终是消极保守的作战指导，暴露出清军根本没有战术创新，一切都是按老路子。如此怎能应对已经实现近代化军事变革的日本？在对日宣战后，清军的作战指导为：集结海军主力于黄海北部，以扼渤海之口，并掩护军事之输送；陆军则集中平壤附近，以击败在朝鲜之日军。这样的作战指导，一方面过于保守消极，一方面又暴露出清军无海陆协同军事素养。反观日本，当日本军舰向朝鲜半岛大规模运输军力时，其海军舰艇佯动至威海卫外，对我炮台进行牵制性打击，从而吸引清海军注意力，避免北洋舰队前出对其运兵船只进行打击。

　　后勤不继是清军惨败的又一原因。淮军是清军的主要国防力量，后勤建设却相当简陋，清军主要靠清兵本身或雇用临时工担负战场上野战部队架桥、搬运炮具和行李任务。由于这些民工没有编入军队组织体制，不受军法制约，导致战争一旦不利就四散逃命，不但影响了作战行动，还带动一些清军逃离战场。日本则为侵华战争建立了“军夫”体制，军夫编入正规军内，组成受制于军法的有组织集团。甲午战争中日本共派遣15万军夫，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清军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军队内的医疗处于涣散无组织状态。战争中，清军陆军战场医疗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为由，临战先逃，外国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反观日军各级均设军医部，有效支援了战场医疗。

　　落后的思想观念是甲午惨败的文化根源

　　延绵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代代相传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但也积淀了许多保守、消极、内向的文化特点，有的甚至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国民性格，时刻在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的发展质量。

　　不能破除重文轻武之积习。重文轻武之风，是“历代封建王朝积沿已久之恶习”。统治者为了专制政权的稳固，往往在用武力取得政权后，便逐渐废弛军备，重文轻武。专制政体擅长培养溜须拍马、会作八股官样文章的儒酸文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介武夫”“粗鄙武人”，无论在庙堂还是乡野，向来为主流文化所轻视。北洋水师顾问、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曾这样评论中国海军：“中国文官每藐视海军将弁，以为赳赳武夫，何足与论大事？”重文轻武之风，使当时进入武人行列的大多非奸即盗，或是功名未就、求仕不成而投奔军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清朝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不能破除重内轻外之久弊。封建王朝内部，往往重视内患的弹压，而忽视对外敌的抵抗；往往重视近忧的处理，而忽略远患的消除。清朝军队也不例外，其军队不是真正的国防军，其作用主要是镇内的而不是御外的。有清一朝，可以举全国之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却不能举全国之力以抗御外侮。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评论：“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鲁伯炮，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在主要作战目标为对外的海军建设上，清政府从上至下都表面重视而实际轻视。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方图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不能破除重陆轻海之痼疾。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是一个有辽阔海疆的陆海复合国家。在冷兵器为主的数千年里，由于受到了西部高原和东部大洋的双重保护，一直处于亚洲地缘政治板块的中心位置，这使得中国一直自负于中央帝国的宝座而不求自新。统治者认为国防的重心在陆不在海，“皆舍海而注意于陆”。因此，中国古代先民虽创造了高度繁荣的大陆文明，但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却很淡薄，长期以来有海无防。“海禁”“片帆不得下海”的做法大行其道。清末虽然建立了北洋水师和海军衙门，但该衙门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皆为不懂海军业务之人，且都另有要职，无一人为海军衙门专官，海军衙门几乎等于空设。

　　不能破除重虚轻实之学风。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一个名叫高杉晋作的代表团成员，到上海书摊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称不知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还是没有。高杉由此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思想还停留在许久以前。晚清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力推行洋务运动，最后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清流”认为李的行为是在推广“奇技淫巧”而千方百计地加以抵制。

　　总之，缺乏安全战略创新、军事战略革新、文化思想的脱胎换骨，是甲午战争失败战略层面的重要原因。假如清政府在上述三个领域保持清醒的头脑，历史即可能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