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天津科润蔬菜研究所所长张斌在大棚内观察苦瓜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芦晓春

　　天津科润蔬菜研究所前身是天津市蔬菜研究所，目前是一家从事蔬菜育种、蔬菜栽培、蔬菜生理、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企业化的研究机构，先后培育出花椰菜、白菜、西瓜、甜瓜、茄子等十几大类200余个优良蔬菜品种。

　　作为民族蔬菜种业的一部分，天津科润蔬菜研究所曾获国家科技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及部市级科技成果奖60项，并连续三年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推动了我国蔬菜品种育种水平的提高。近日，记者就民族蔬菜品种现状、蔬菜商业化育种、蔬菜育种技术创新等话题专访了该研究所所长张斌。

　　记者：近年来国际种业大公司大举进军我国蔬菜种业市场，不断“蚕食”国内蔬菜种子市场，有人说目前国外的蔬菜种子占了国内市场很大的份额，担心我们民族蔬菜种子已经不行了。对此，您如何看待？

　　张斌：出现这种担忧是正常的，但是说我们自己的蔬菜种业快不行了是言过其实。实际上，国外的蔬菜种子占据的是一部分，主要是高端蔬菜品种和温室蔬菜品种这两块，这都是我们以前没做过的东西。像温室大棚，我们过去都没有，更不用说温室育种，等我们温室大棚增长起来了，人家温室育种都搞了上百年了，我们到现在才二十来年，跟人家比肯定是有差距的。还有像洋葱、菠菜、白萝卜之类的品种，这些过去种的少，国家也没有投钱让科研单位去搞育种，所以现在做时间上就有点晚了，与国外比也不太行。所以这两块暂时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没有出问题的，比如天津的黄瓜、大白菜，这些我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我们这几年也在追赶，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种我们积极从国外吸收引进，现在做得也比较好，距离也在一点点缩小。

　　记者：相比国外蔬菜育种，我们国内存在哪些不足？

　　张斌：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我们之前一些没有做过的品种在育种上与国外存在差距外，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上，从整个蔬菜育种技术来看，国内的分子生物育种技术还普遍比较差。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蔬菜商业化育种整体上也比较差，在理念上和体系上，大多数育种科研机构都没有建立起来，普遍还是家庭作坊式小而全的套路，而不是一个商业化的流程。国外做的是商业化流程，他们分段做、分工做，我们国内大多数还是这种课题组式、家庭作坊式的，这是影响我们国家蔬菜育种发展最大的因素。

　　记者：现在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措施，促使我们的育种模式向商业化育种迈进，那么科润蔬菜研究所在商业化育种上做了哪些尝试？

　　张斌：商业化育种体系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现在也很难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先在理念上逐渐向商业化育种推进。所谓商业化育种，我们的理解就是把育出来的品种商业化了，所以近些年我们研究所主要是在白菜、菜花等比较强的项目上往商业化育种上靠拢，我们培育出来的是“接地气的品种”，意思就是农民买账的品种。我们的考核机制是以品种效益为根本，说白了就是要把品种卖到农民手里，农民评价高才是有用的品种。在此之外，凡是卖不动的都是“次品种”，在我们这里一分钱也不值。所以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像大学和科研单位那样，我们不以发了多少SSCI论文、出了多少书、得了多少奖等为考核标准，只要把品种卖出去，有这些东西更好，但是品种卖不出去，这些都是零。这种考核机制也促成了我们蔬菜研究所的效益在整个种子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连续多年两位数上升。

　　记者：在育种和制种技术上，科润蔬菜研究所进行了哪些创新呢？

　　张斌：我们建立了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首先是育种技术创新，在单倍体育种方面，创建了规模化、高效化大白菜、菜花、苤蓝小孢子培养资源创新技术体系，优异资源创新，育成一批优良新品种，提高了育种效率，缩短了育种周期，我们的研究水平居国内领先。在分子标记育种方面，我们构建了第一张花椰菜遗传图谱，初步构建了青麻叶大白菜抗干烧心病遗传分离群体，并开始进行分子图谱构建及分子标记研究。在雄性不育育种方面，我们的菜花、大白菜的全部亲本均已转育成雄性不育系，种子纯度达到100%，我们还率先开展芹菜雄性不育研究，育成了芹菜不育系杂交品种。在抗逆育种方面，我们率先开展了青麻叶大白菜、不结球白菜、芹菜等蔬菜作物耐抽薹评价鉴定体系研究，建立了相应作物的耐抽薹评价鉴定体系，并应用于育种实践。

　　记者：作为民族种业的一部分，科润蔬菜研究所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张斌：首先要把商业化育种的理念进一步渗透，以企业行为运营我们研究所，把我们的蔬菜育种完全面向市场，从考核机制、管理机制上继续推动研究所向商业化迈进。同时，面对国外蔬菜种业对我们民族种业的冲击，我们有义务扛起壮大民族种业的旗帜，与国外种企进行抗衡。尽管我们力量还很薄弱，只要把我们能做的育种研究做好，就离做大做强的目标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