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三十五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在思想理论上对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紧迫性有一个正确认识，要使原有认识得到深化，也就是要来一次再认识。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恩格斯晚年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经常变化”之中，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一条基本规律。把它运用于历史领域，必然得出一切社会都处于“经常改革”之中的结论。恩格斯这一论断指明，“经常变化和改革”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我们就是要运用这一观点，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改革并不断使之深化的必然性。改革必将贯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在不断改革中前进。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经常变化和改革”的根源在哪里？回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辩证法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生活在变化着，生产力在增长着，旧关系在破坏着，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当然同样要这样看。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体系中，须找出贯穿始终的起决定作用的矛盾，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话，概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运动过程，讲的便是社会基本矛盾。他正是因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研究，形成了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特别是因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研究，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特殊规律，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重大结论，并由此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运用并发挥马克思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这两对矛盾，只是与旧社会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不可能由旧制度本身来解决；我国的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则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适应是主要方面，矛盾即不适应是非主要方面，它们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正是这种情况以及矛盾的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经典作家的这些原理告诉我们：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改革，是矛盾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二，改革的深层根据，在于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始终存在。第三，改革的目的是克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是在坚持“相适应”的基本制度前提下对各种“又相矛盾”的具体制度的变革。第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改革也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实质是“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即无止境的革故鼎新。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由此获得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不竭动力和青春活力，不然就停滞了，僵化了，其生命力宣告枯竭了。

　　改革是深刻反思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第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他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区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剖析各种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以及经济管理上的种种严重弊端，指出“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首次从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前途命运的高度，对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的阐明。接着，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开放也是改革）的伟大历史性决策。从此我们党高高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我国迈进了以改革开放为最鲜明特色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反思历史、总结经验的党。上世纪70年代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就是对历史作深刻反思和总结的必然结果。

　　其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文革”年代，在日益严重的“左”倾情绪支配下，用教条式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最基本国情、最大实际，一味想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这就使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混淆“马”与“修”、“社”与“资”的界限，导致严重后果。而这一切，说到底是由于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从“文革”十年内乱的灾难性后果中集中反思了这个基本问题，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其二，是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主要因受“左”的干扰发生许多重大失误，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明显衰退，百业凋敝，物资匮乏，人民还是贫困。正如邓小平尖锐指出的：“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坦率地说现在我们搞的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穷则思变。为了加快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尽快从发展落后、人民贫困的窘境中走出来，唯一出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

　　其三，是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当时世界经济、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我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要赶上时代，首先必须承认自己落后，学习世界先进，再也不能视而不见，闭目塞听了。同时还得承认，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水平、经营方式上也很落后，这一情况存在于工业、农业、财贸、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突出地反映了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和环节，是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应该有魄力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我国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实行改革开放迫在眉睫，不容迟疑。

　　我们党就是从这样的深刻反思中，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一决策是被“文革”的沉痛教训、我国的落后现状、世界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倒逼”而产生的。邓小平曾说过：“能进行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比读什么书都重要。”通过反思，才能真正认识改革开放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1989年9月即国内政治风波过后不久，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1991年8月他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又说，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1992年2月他的南方谈话，进而警告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他对改革开放实际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充分肯定，是对改革开放重大意义的高度评价。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的论断，与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完全是一个意思。

　　这一论断是正确的、科学的。其所以正确、科学，首先是它已为事实所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发展，经济大繁荣，人民生活大改善，综合国力大增强，国际地位大提升，创造了令世人瞩目惊叹的“中国奇迹”。虽然改革开放也付出了不菲代价，但伟大成就有目共睹，不容否定。事实证明，中国选择改革开放之路，是完全选择对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三十五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并作了这样的集中概括：“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这一论断之所以正确、科学，还因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他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由此可见，不仅在三十多年前处在历史重大转折、须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而且在新世纪新阶段，在当前和今后，面临不断发生的极为广泛而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仍然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的新矛盾新问题，沉着应对一系列新挑战和可能遇到的新风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核心词和关键词，是“改革”前面所冠予的“全面”和“深化”。所谓“全面”，是与十二届、十四届、十六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不同，这次三中全会是广泛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等方方面面的改革。所谓“深化”，是对改革提出了新的总目标和总体思路，提出了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新原则和新要求，合理布局了全面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还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许多有突破性意义的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所有这些，都使《决定》更富有科学指导改革的纲领性作用。国内舆论对此的评价是“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改革的深度广度前所未有”。

　　总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的一条客观真理和基本原则。

　　改革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一贯坚持和反复重申的重要观点。

　　首先，把握这个重要观点，要弄清楚什么叫革命。

　　多年来，常有报刊文章宣称我国的革命早成历史，在建设时期没有革命，搞改革开放应当“远离”革命、“告别”革命，认为我们党已从“革命党”转型为“建设党”、“改革党”。这是把革命与建设和改革人为地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语境里，革命是泛指一切重大社会变革，而不是特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宣言》把社会主义运动称为“共产主义革命”，它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是“两个决裂”的著名观点。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进而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并指明它的任务是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及其根源———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此而产生的旧的观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已“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也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内容和任务，而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由此决定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样两个纲领，最低纲领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最高纲领则始终不变，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在我们党的文献中，一贯而充分地体现了革命导师的上述思想和原理。比如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革命的内容，也就是马、恩、列所说的那些任务。这是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虽然与过去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不同，它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但它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又比如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十四大、十五大、十七大报告，都把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作“新的革命”。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与老祖宗和我们党的文献、领导人讲话的阐述，也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说，以改革开放为最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根本意义上也是革命。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建设和改革，建设和改革中体现着革命。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它始终是一种革命性的事业，而且与过去的革命相比，任务更为艰巨，内涵更为深刻，历时更为久长，意义更为伟大。我们党始终是革命党，而不是什么“建设党”、“改革党”，或者是什么没有革命任务、不讲革命光搞建设和改革的执政党。

　　其次，把握这个重要观点，还要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是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各个领域的制度到具体体制的全面触动，而且往往带有根本性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以克服它们不适应甚至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这就必然要求人们对许多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从而引起人们在灵魂深处乃至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发生异常深刻的变化。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而进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意味着用新的思想观念克服旧的思想观念，以新的精神状态取代旧的精神状态，于是就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

　　第二，改革是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思潮多样化的环境中进行的，必然会受到各种噪音杂音的干扰。这种干扰有来自“左”的，也有来自右的。“左”的干扰主要表现为怀疑和否定改革，要求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右的干扰主要表现为歪曲和误导改革，要求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两者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不赞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使改革的巨轮把住正确航向安全驶向彼岸，必须牢记“革命”二字，开展两条战线思想斗争，排除一切“左”右干扰。

　　第三，改革是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社会上各个阶层和人群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变动、大平衡，必将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响和效应。改革的初衷和目的，是通过解放生产力，促进国家繁荣强大、全民共同富裕，因此党一再强调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但是受体制内和体制外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在当今中国社会，事实上已出现了分配严重不公和各种利益固化现象，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如贪污腐败分子、靠施展非法手段暴富的有产者，以及从钻制度和政策空子中多少获利的人们等等。这些群体对全面深化改革，会本能地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力图抵制和阻挠，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使改革面临各种难题、风险和挑战。为了破解难题，化解风险和挑战，只能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全面深化改革，把改革作为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继续高高举起，决不可有丝毫动摇，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作者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原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