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廿年》，张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一本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分析的书，应该是我这一阶段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的想法。这些年来，我与我的同事和学生们合作研究中国经济，多有感受和心得。认真和独立的研究总是能让我发现，很多问题的真相并不像那些流行的看法描述的那样直截了当。大多数学术界的人，特别是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包括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只要不在自己从事的狭窄的研究领域内，一般在很多问题上也只是职业的外行，人云亦云在所难免，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轻易地说出一些不适当或似是而非的言论来，也并不奇怪。而发达的媒体充当了不动脑筋的放大镜，渲染了那些肤浅的看法和结论。结果，一个经不起严肃分析和推敲的观点往往就大行其道，占据了我们的主流话语。

　　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某些误区

　　举例来说，现在几乎所有的财经记者都认同这一不胫而走的说法：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是靠了投资和出口，未来要靠消费和内需。我曾接受一家海外著名媒体记者的电话采访，采访中就问我：“中国经济过去是靠了投资和出口拉动，现在的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出口疲软，那么你认为未来要靠什么呢？”我开玩笑说：“我不知道未来靠什么，如果我知道了，我不就是神了吗？”

　　作为经济学人，我不知道一个经济的增长过程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和传媒界为什么可以这样来理解，只觉得有些滑稽可笑。熊彼特的理论也好，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也罢，都揭示出经济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是劳动生产率和/或技术不断提高和升级的过程。而这两者都离不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与积累。这个道理难道很难理解吗？为什么在增长问题上要把投资与出口和消费在概念上并列起来呢？从GDP增长的源泉而言，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存量和促进技术进步，自然是GDP增长的原因，而出口和消费不过是GDP增长的结果。而现在流行的说法却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去靠了投资，未来要靠消费，这不是逻辑混乱吗？从长远来说，哪有只增加消费和出口而不增加投资就能保持GDP增长的道理？未来如果没有长期的（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本积累，我们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如何能实现升级换代？我们的劳动力如何能提高技能和素质？我们如何能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来？没有这些，我们还能保持不断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的能力吗？我们还能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和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个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绝不是由短期的需求因素决定的。长期因素包括资本形成的能力、劳动力的数量与年龄结构，人口受教育的程度、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制度的改进等。但就是这样的朴素道理却被多数人不愿意面对，宁愿接受一个消费开支决定经济增长的谬误，而宁愿接受这个谬误只是因为它服务了大多数人当下纠结的情感而不是理性。

　　关于“结构失衡”理论的某些误区

　　不可讳言，以上流行的言论不是没有出处的。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问题上，经济学家内部流行的看法常被概括为所谓的“结构失衡”。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悲观的经济学家均对其所谓结构失衡情有独钟，但却流于肤浅的分析逻辑。比如，在简单观察到在国民收入中投资占比上升和消费占比近10多年来下降的趋势之后，便轻而易举地判断得出中国经济的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的结论。不仅如此，消费占比持续下降还被解释为生产要素价格（如利率和工资）长期被体制扭曲的结果。由于总是习惯于用要素市场上各种扭曲来看待经济增长问题，因此多数经济学家判断说，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能否成功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毫不夸张地说，“结构失衡”和“结构再平衡”今天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之间讨论中国经济前景的基本概念框架。但不幸的是，这个框架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和对中国统计数据肤浅的理解之上的，不值得维护。

　　如果人为刺激消费以及过早地平衡经济结构，中国可能失去提高生产率的机会

　　其实，看到所谓结构失衡的经济学家多半都是忽略了经济增长将伴随结构变化发生的事实。大多数经济学家习惯于用教科书上的均衡和最优化概念的逻辑来考虑、观察和判断经济现象，作为逻辑分析的基准，这并没有错，但如果过于教条和生搬硬套这些概念和原理，那就错了去了。当我们面对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我们就需要懂得，增长和结构变化只会在远离均衡（稳态）的状态下才会发生。换句话说，稳态均衡就像一个引力，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总是有朝着那个方向靠近的内力，但又不断被外力推动而偏离。这就是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现象。理论上说，一个关于经济结构平衡或最优化均衡的静态理论描述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静止的稳态，它是不能直接用于解释经济增长现象的。实际上，正像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博士撰文指出的那样，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消费占GDP比重曾经下滑20至30个百分点，然后才实现较为平衡的增长的。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较平衡的增长模式将带来工资及消费支出更快增长这一假设。如果人为刺激消费以及过早地平衡经济结构，中国可能失去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而这，用黄育川博士的原话说，原本可以通过实施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更有效进行、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最大潜力来实现。以上这些是我这些年一贯坚持的看法。为此，尽管个人的声音非常微弱，我还是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演讲来试图纠正我们那些流行观点的偏误。《中国经济再廿年》收入的这10篇文章算是其中的代表，而且发表的年份是离现在最近的。（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