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1802-1885）在《悲惨世界》中塑造的冉·阿让是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在雨果的笔下，冉·阿让受到主教宽宏大量的感召，从仇恨社会不公正的苦役犯，最后变成人类善良和爱心的化身，揭示出人间宽容的伟大力量。法国著名歌手乔治·布拉桑斯（1921-1981）在1970年代写过一首以红杏出墙女子为题的歌曲，他唱道“别拿石块砸她……因为我在后面”，宽容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婚外恋悖于普遍道德，在法国也是如此，但是允许不同思想、感情、习惯的存在却是法国人的共识，这首歌因此成为几代人传唱的经典老歌。

　　法兰西的宽容精神更集中体现在法国人的定义之上：一个人只要认同法兰西共和国的理念，融入法国文化，说法语，他就是法国人了。正是有了这种悠久的宽容传统，在法国，人的个性得到尊重，生活方式多彩多姿，精神活动和智力创作有了广阔空间，法国以包容异己的气度海纳百川，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最开放与和谐的国家之一。

　　崇尚含蓄、中庸的民族

　　初到法国，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法国人在公开场合讲究谦让、收敛个性、说话轻声轻气，处处方便他人，很少看到大声喧哗、争吵的情况。在法国，谦让、含蓄是最基本的处世之道。

　　这种民族修养也与长期的文学影响有着密切关联。究其源头，我们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晚期的大作家蒙田（1533-1592）。在蒙田之前，法国文坛出现了拉伯雷和七星诗社，个性张扬、处事高调。前者抨击宗教愚昧，塑造巨人形象，赞美人的力量、主张纵情享受；后者以古人为楷模，追求永恒的荣誉，期盼成为照耀法国文坛的北斗七星。蒙田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但格外谨慎，认为自己一无所知，始终把“我知道什么？”奉为座右铭，而且谦虚到了用“尝试集”为自己思考人生的著作冠名的地步。

　　蒙田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以此考察人类状况，从而帮助人们认识自我。他用怀疑的目光省视人生，揭露人的弱点。无论从体力、美貌、聪明程度来说，与动物相比，人往往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不然女性就不会借助动物的皮毛打扮自己，我们自以为在戏弄猫，谁能保证不是猫在戏弄我们呢？人的理性也不可靠，外来因素会左右我们的判断……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谦虚、宽容。这么看来只有“自我”可以被我们把握，可是“自我”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只能把握自我的某个时刻、某个片断，所以应当随遇而安，顺乎人的天性生活。对人而言，自然就是天性，它是人类的天然向导，凡是自然朴素的乐趣，对人都是有益的：如健康的体魄、肉体的欢愉、精神的享受。但是，顺应自然并不意味放任自流、放纵情感。生活的智慧表现在善于节制：“过度是扼杀享乐的瘟疫，节制才能增添享乐的滋味。”而且节制不是自私的，它会给别人带去好处，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人有幸福生活的权利，更有人的尊严，我们应当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

　　蒙田反对极端，主张中庸，拒绝崇高，安于平凡，因此被尊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智者。五十年后，《尝试集》广为流传，成为乡绅们的床头书。他们经常随手翻阅，思考生活哲理，作为行动准则。

　　蒙田的创作正值巴洛克文学向古典主义过渡时期，《尝试集》具备了古典主义文学的许多特征，比如推崇理性、模仿古人、重视心理道德分析、个性与共性的结合。因此，蒙田克己节制、秉持中庸之道的理念在17世纪自然得到传承。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在《思想录》这部与《尝试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著作中写道：“自我是可恨的”，这句话成为17世纪“正人君子”们的行为准则。君子们应具备在公开或社交场合取悦他人的素质，即彬彬有礼，善于言谈，风趣诙谐，见多识广……但是千万不能自吹自擂，因为“自我是可恨的”。为人谦虚、处事低调、不求闻达成为优良品质。

　　当然，这种风气在17世纪形成，与恢复强势的天主教强调人性堕落有关。它与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也不谋而合，比方说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家，从来不用第一人称写作，不在作品中直接露面。时至今日，法国人写完信之后，经常会检查一下，看看“我”字是否用得太多，以免太关注自我，给人失礼之感。久而久之，含蓄中庸、为人低调成为法国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尚理性的民族

　　崇尚理性，也许不为法兰西民族所特有。就办事严谨、循规蹈矩而言，许多民族不在法国之下。但是理性对法兰西民族的生活、思想、历史、文化的影响之深，在法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之高，确实是举世无双的。大到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小到吃饭时刀叉搭配、酒杯选择，处处可以看到理性的身影。法国人家里的工具间，永远井井有条，锉刀、榔头、锯子、钻头放得整整齐齐，给人一种理性的美感，就连如何开启盒装牛奶，也会给你列举几种方法，作一番利弊分析。法式园林中笔直的林荫道、修剪齐整的大树，犹如接受检阅的仪仗队，堪称法兰西理性的最直接体现。

　　说到法国崇尚理性之风，不能不提笛卡尔（1596-1650）。笛卡尔生活在17世纪上半叶，在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之间承上启下。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学者们渴望知识，兴趣广泛，结果导致当时作品包罗万象，囊括人文、科学、历史、宗教等各种知识，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大杂烩，往往逻辑松散，带有浓厚的中世纪痕迹，拉伯雷的《巨人传》就是一个典型。

　　这种倾向在笛卡尔那儿发生了彻底扭转。笛卡尔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在于认识真理，而古代史料并不能满足我们认识真理的需要，因此要用一种新的方法——即理性思维的方法——来构筑我们的知识。在笛卡尔看来，什么都不可靠，只有我在思想、我的思想在质疑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在《方法谈》（1637）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著名论断。他认为人的力量在于理性，从怀疑入手，正确运用思维规则，我们就能够认识驾驭世界、把握人生所需要的全部真理。虽然“我思故我在”曾经被视为唯心论而遭到猛烈攻击，而且笛卡尔方法论的初衷是希望用理性分析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提出的认识论四原则无懈可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第一条：在不清楚明白知道某件事为真之前，就绝对不要接受它。换言之，即谨慎地避免鲁莽和偏见，并除了那呈现在我的理性之中既极清晰明了，而又毫无怀疑余地的事物之外，不作任何其它的判断。第二条：要把每一项在审察中的困难，尽问题所许可地划分成若干部分，好达到充分的解决。第三条：要按次序引导我的思想，由最简单和最容易明了的事物着手，渐渐地和逐步地达到最复杂之事的知识，甚至在那些本质上原无先后次序的事物，也为假定排列层次。第四条：在每一种研究上，枚举事实要那么周全，而且审查要那么普遍，但可确实地知道没有任何遗漏。”

　　《方法谈》不仅提出明确概念、分解和分析问题、推理综合、检验四大准则，而且作为第一部用法语写成的哲学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为17世纪理性至上、规制严谨的古典主义奠定了基础。到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用理性眼光审视法国的社会格局、政治体制，从而导致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理性的名义推翻了封建制度。这种理性精神，法国人从小耳闻目濡，习以为常，无数科学家、思想家在法国涌现，那不是偶然的，以至于法国人都称自己是“笛卡尔信徒”。

　　帕斯卡尔是法国科学史、哲学史、文学史上的另一位天才、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把思维视为人类的力量所在。与无垠的宇宙相比，人类是微不足道的，如同一根细细的芦苇，随时会被扼杀摧毁，但这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即使被宇宙所压倒，依然比大自然更伟大，因为人知道自己会死去，而大自然并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人类虽然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被宇宙所吞没，但是通过思想，人类能够囊括宇宙，“思想造就了人的伟大”。那是何等的气势，对人类理性的何等礼赞。

　　在文学领域，理性原则曾在古典主义中得到充分体现。斯丹达尔（1783-1842）在创作《红与黑》之前，曾经写了《论爱情》（1822），详细分析爱情萌生的七个阶段（欣赏、欲望、希望、萌生爱意、初次结晶、怀疑、再次结晶），斯丹达尔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发现了理想化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堪称爱情心理学的鼻祖，理性原则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尽管这本书在作家生前只卖了22本。

　　会享受的民族

　　法国人会享受，这是举世公认的。自然、人生、美酒、爱情,法国人处处走在世界各国前列。无怪乎奢侈品牌大多出生在法国。一到星期天，中午时分街上才会有动静，因为很多法国人睡到这时方才起床；晚饭之后，三五知己还会请出老酒，谈笑风生，不到半醉不罢休。

　　哀叹人生短暂、宣扬及时行乐是法国文学重复出现的主题。16世纪，七星诗社的诗人王子龙沙（1524-1585）就提醒美丽的埃莱娜“请从今天起采摘生命中的朵朵玫瑰”：“美人，咱们去看那玫瑰，她今晨刚刚开放，趁您风华正茂，趁您美妙年华，采摘啊，采摘您青春的花朵：因为时光会将您的美貌包裹，一如他黯淡了这凋谢的玫瑰。”

　　18世纪初，摆脱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之后的法国渴望幸福，贵妇人纷纷敞开豪宅大门，各界名流、文人骚客趋之若鹜，在摇曳烛光下谈论文学、兼顾爱情游戏。连愤世嫉俗的卢梭也不甘落后，将湖光山色引入法国文学，启发人们如何享受自然，享受自我的存在……追求幸福，成为整个18世纪文学的重要题目。此风一直刮到美食领域，“动物吃食，人吃饭，唯独有格调的人才知道去品味”，布里亚·萨瓦然（1755-1826）的名著《口味生理学》，从人的五种感觉入手，畅谈美食艺术，成为法国美食的《圣经》。

　　当然，法兰西民族早就意识到必须创造幸福，才能获得幸福，拉伯雷、蒙田、伏尔泰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这一点。因此法国人很会享受，也很会工作，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无权对社会无用”（伏尔泰语）。

　　结语

　　以上简单回顾，试图揭示文学与民族个性间的关联和互相作用。法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促成了丰富多彩的法国文学；反过来，法国文学也给法兰西民族个性打下鲜明烙印。“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民族”，这么说可能不太妥当，但“文学是人学”这句老话看来还没有过时，法国文学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法国民族性格的途径之一，这种了解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变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