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培鑫 1955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84-1985年，受教育部派遣赴法国进修，主修欧共体文化、法国文学，获得欧洲共同体大学中心高等教育学位和法国深入研究文凭（DEA）。1989-1995年，留学法国，获得法国语言文化博士学位和信息管理高等专科学位。

　　从1982年起,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1997年起，数十次担任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法语文体学、法语语料库、计量语言学。发表译著、编著教材多部。

　　核心观点

　　“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民族”，这么说可能不太妥当，但“文学是人学”这句老话看来还没有过时，法国文学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法国民族性格的途径之一，这种了解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变得尤为必要。

　　民族个性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性鲜明的法兰西民族也是如此。法国文学源远流长，不仅给世人留下文学瑰宝，而且潜移默化，深刻地影响着法兰西民族的性格，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人民。

　　浪漫的法国

　　“浪漫的法国”，“浪漫的法国人”，无论在私下还是在正式场合，我们中国人经常这样称赞法国和法国人。我们出于真心，法国人当然知道，但有时候不免感到纳闷。在法国，“浪漫”这个词主要指浪漫主义文学及其风格。按照法国人的理解，“浪漫者”是19世纪初那些怀才不遇、无病呻吟的年轻人，或者那些强烈的情感得不到满足，陷入痛苦、绝望的男女们。他们会立刻想到夏多布里昂（1768-1848）笔下“莫名惆怅”的勒内，想到拉马丁（1790-1869）在《湖》畔缅怀昔日的爱情，哀叹时光飞逝。因此难免不太认同“浪漫”这个称呼。

　　其实，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浪漫，法国人用“galanterie（殷勤）”这个词来表达。本人1980年代在法国曾亲眼看到这样一幕：一位妙龄女子走在香榭丽大街上，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夹香烟的手势，一位素不相识的男士见状立刻递上香烟，“啪”地打开打火机为她点火。女子略一点头，飘然而去，男子也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个印象久久留在我的脑海，我觉得那就是法兰西民族浪漫——殷勤的生动体现。

　　这种“浪漫”的传统，在法国文学的初期就已经出现。如果说以《罗兰之歌》（11世纪）为代表的英雄史诗着重武功、忽视爱情，骑士罗兰至死没有想念未婚妻，反而是未婚妻得知罗兰死讯、顿时气绝身亡的话，那么两百年之后问世的骑士文学，则彻底扭转了这种倾向。典雅爱情成为骑士文学的重要题材，开创了法国文学的“浪漫”风气。

　　骑士文学代表作家德·特罗亚（约1135-1183）留下了五部韵文体传奇，除了歌颂勇敢、坦荡、忠诚、献身精神和荣誉至上之外，每个故事都围绕女性展开，《朗斯罗或囚车骑士》是其代表作。故事讲述骑士朗斯罗为了救亚瑟王后，不惜坐上关押犯人的囚车，受到众人侮辱，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拼死救出王后。尽管他历经艰险从魔窟中救出王后，王后仍拒绝接见他，因为在跳上囚车之前，朗斯罗曾经有过片刻的犹豫。在王后看来，那是不可原谅的错误，说明朗斯罗还有杂念，不配获得爱的回报。骑士文学宣扬女性至上，必须摒弃任何私心杂念，忘我的投入才能赢得贵妇人的爱情。“夫人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旨意”，必须言听计从。典雅爱情提升了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一种文明的驱动力，促使骑士们不断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对于民风仍然相当蛮野、粗犷的中世纪来说，起着积极的文明作用。

　　13世纪出现的《玫瑰传奇》被视为“典雅爱情”的宝典，它以八百多行诗句的篇幅，从个人卫生、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待人接物等侧面，全面传授如何使自己变得“可爱”的法则，以便适应人际往来、社交生活，博得女性的欢心。

　　骑士文学的浪漫传统在17世纪进一步得到传承。贵妇人们广开沙龙，巴黎出现了令外省贵族和市民阶层羡慕的上流社会，社会名流、文人学士在沙龙里众星捧月般围着贵妇人彻夜长谈，除了缅怀贵族的昔日辉煌，还填词赋诗、议论文学，尤其喜欢探讨爱情，比如漂亮与爱情的关系、婚姻与爱情的矛盾（当时上流社会的婚姻多讲门当户对，而不是两情相悦）、情人暂时分别之利弊等。沙龙文学、田园小说、心理小说应运而生，女权意识空前觉醒、女性地位显著提升，对社会风尚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所以说，法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温文尔雅的谈吐，得体的举止等等“浪漫”的痕迹，都可以从法国文学中找到渊源。

　　幽默的法国

　　法国是一个充满幽默和喜剧气氛的国度。幽默风趣也是法国的民族特性之一。滑稽戏、单口喜剧在那儿备受青睐，RTL电台的LesGrosses Têtes（“自命不凡者”），每天下午4点到6点直播，如今已进入第38年，经久不衰；每次邀请一位嘉宾，有政界人士、学者院士，也可以是演员、作家、运动员等。该节目以诙谐的口吻谈天说地，插科打诨，笑声此起彼伏。因特网风行之后，它的听众遍布全球，不少侨居海外的法国人以此聊慰乡愁。

　　法国幽默的文学渊源可以上溯到中世纪充满喜剧精神的市民文学，主要表现为韵文故事和列那狐传奇。韵文故事又称“笑话”，大致涉及三种类型的人物——妇女、教士和农民。这些故事讽刺神父的贪婪、迂腐，嘲笑农夫的老实和愚蠢。妇女则常常红杏出墙：她们或勾引邻居、或与神父偷情，这种事情不符合道德，有悖教理，理应受到谴责。但是经过韵文故事的幽默化处理，人们不觉得她们可耻可恨，反而喜欢有加。比如故事《隔壁的神甫》中，丈夫见妻子三天两头找隔壁的神甫忏悔，怀疑妻子与神父有染，于是伪装神父听妻子忏悔。妻子不知有诈，结果被丈夫抓住把柄，丈夫正要发火，不料妻子说，“我早就知道是你了，那些话，全是为了让你嫉妒，让你更加爱我而说的”。故事虽然揭露了妻子的不忠，但是目的在于塑造妻子急中生智，化险为夷的形象，由此可见法国幽默以机敏、智慧为前提，不顾及道德判断，具有鲜明的特点。幽默者往往是强者，智慧高人一等,因此格外受人喜欢。

　　《列那狐传奇》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在这部动物史诗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而竞争，体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规律，那就是弱小的动物往往能够战胜比自己庞大的动物。列那狐能够挫败伊桑格尔狼，但遇到比它弱小的动物——公鸡、鸟雀——则屡屡失败，因为弱小动物以它们的诙谐、机智，逢凶化吉，战胜强者。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拉伯雷（1494-1554）认为“笑是人的本性”，他的《巨人传》充满笑料，展现一片自由的空间，放松的心态，幽默成为社会交流的工具和思想斗争的武器。

　　谈到幽默大师，非18世纪启蒙作家伏尔泰（1694-1778）莫属，因为讽刺幽默、嬉笑怒骂在他笔下皆成文章。卢梭1755年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提出“人本性善良，社会使其堕落”，追怀人类早期的黄金时代，反对文明，反对社交。伏尔泰在给卢梭的回信中称之为“令人产生在地上爬行的冲动”的大作，幽默而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主张社会进步的立场。伏尔泰还写过一首诗形容某人凶狠恶毒，大意是有一天那人在山里被蛇咬了一口，结果竟然是“蛇被毒死了”。

　　这种文学底蕴、审美传统和思维特点，使得法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流露出幽默、诙谐、从容和自信。无怪乎1973年石油危机之际，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们会说出“我们没有石油，但是有点子”这样幽默而自信的话来。

　　宽容的民族

　　宽容在许多国家是一个时髦的字眼，但在法国则是一种社会现实，体现在法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法国，人们遇事大多不会先下定论，不会先作道德判断，分清“是非”，而是了解原委、分析问题、设身处地，与人为善。

　　这种宽容基于对于自由平等的认识，1789年《人权宣言》认为“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所谓自由，在法国人看来，就是有选择的可能，没有选择就谈不上自由。尊重他人的选择，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宽容则是这种尊重的直接表现。

　　尽管近年来法国右翼势力有所抬头，如排斥、反对外国移民，把脏水泼在他们头上。但是凭心而论，相对世界其他民族而言，法国人民在对待外来移民方面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民族。他们富有同情心、充满人道精神。比方说你对一个法国孩子说，你们班里某某同学是黑人，他会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平时看到的是实实在在、个体的人，而不是某人的种族特征，甚至不记得那个同学是黑人了，种族的差别已经十分淡化，“海纳百川”在法国是名至实归。

　　融化在法国人血液中的这种宽容精神，早在中世纪的强盗诗人维庸（约1431-1463）的作品中就有了。这位中世纪唯一上过大学的法国诗人，假想自己作恶累累被判处绞刑，写了著名的《绞刑犯之歌》，向人们呼吁：“我的兄弟，别对我们冷酷心肠……但求你们祈求上帝把我们全都宽赦。”

　　伏尔泰认为只要不妨碍他人，每个人都有随心所欲生活的权利。他写过一部《论宽容》，其中包含令人动容的“祈祷上帝”：“你赋予我们一颗心脏，不是让我们互相仇恨，赋予我们双手，不是让我们互相扼杀；但愿你让我们互相帮助来承担艰难而短暂的生命之重担，但愿存在于遮掩我们羸弱躯体的衣服、我们各种贫乏的语言、种种可笑的习俗、所有不完备的法律、各种荒诞的主张之间的那些细小差异……但愿所有这些把微如原子的人区别开来的细微差别，不要成为仇恨和迫害的信号。……但愿人人都能记住，他们彼此是兄弟！”尽管伏尔泰本人并非是宽以待人的典范，但是他赞赏英国的宗教和解、君主立宪制，呼吁宗教宽容，反对政治迫害，在18世纪的法国开创了“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先河，他的名字从此与宽容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