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张西平先生致力于西方汉学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等职务，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编者按：

　　近年来，澳门以其中西文化融合特色散发出独特魅力，而事实上，早在几百年前，澳门就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不可代替的角色，是“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重要通道，有丰厚的文化积累。尤其是在全球化史的视角下，澳门更加大放异彩。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精彩的人物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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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人看来澳门这个地不足3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万人的弹丸之地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不足一谈，而实际上，一旦将澳门放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它就会大方异彩。

　　■西学东渐，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尤其是晚明到清中期的西学东渐，尽管中西文化之间也有冲突、争执，但文化之间的相识、相遇、理解和学习仍是主流，这和晚清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有显著的不同。

　　白银资本的中转站

　　全球化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这样的史学观在于“说明人类同属一种，经历同一历史，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其方法，是综合考察人类文化多样性与运作机制的统一性，说明文明、民族或国家等不同形态的人类组织在全球这一‘动态交往网络’中的互动关系；其本质，是继承西方史学以‘模式’框架解释世界历史的传统，用‘互动模式’取代‘主导———传播模式’”（刘新城）。由此，“互动”成为理解全球化史的关键，这样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史逐渐成为史学关注的热点，同样传教史也开始以新的视角加以解释，而全球生态史，跨文化交流史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同时，地方史也开始在全球化史背景下展开，被称为“地方史全球化”。

　　一旦确立了全球化史的研究视角，我们会发现澳门在全球化史研究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澳门位于我国大陆东南部沿海，东隔伶仃洋与香港相望，西与广东省珠海市的湾仔镇一衣带水。在一些人看来澳门这个地不足3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万人的弹丸之地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不足一谈，而实际上，一旦将澳门放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它就会大方异彩。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葡萄牙人打通了从西非海岸进入印度洋的道路。当葡萄牙人在澳门站稳了脚跟，西班牙人从太平洋到吕宋岛开始和中国展开贸易，伊比里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南海相遇，全球化合围，澳门成为初期全球化的聚焦点。

　　中国在1750年以前有着世界上最完备的交通系统和农业社会时期最好的商品，这就是丝绸、茶叶和瓷器。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15世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它拥有可能超过1亿人口、生产能力巨大的农业部门、庞大而且复杂的贸易网络、有在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上几乎每一方面都超过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手工业”。中国从明代开始已经使用白银作为金属货币，它将丝绸、茶叶和瓷器卖给欧洲，然后从欧洲换回白银。由于当时中国的银价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高，因此，在全球的贸易中加速了白银向中国的流通。中国经济史家全汉昇在论述美洲的白银流向中国时指出：“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广州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因此，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把黄金—白银—铜之间的套利活动作为他们在世界范围进行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说的：“自发现美洲以来，其银矿出产物市场就在逐步扩大，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东印度是美洲银矿的另一市场。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尤其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贵金属的价值比欧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一直极为有利，现今仍极为有利。”

　　据经济学家的估计，从1500-1800年间当时世界生产了约3.8万吨白银，流入中国的大约有7000～1万吨，占据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5到1/4，“从16-18世纪，来自新大陆3/4的白银全部流入中国，这一方面是中国高质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出口商品的功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有关，这里的白银价格占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2倍。”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白银围绕世界运转，并促使世界运转。此时，按照美国经济史专家贡当·弗兰克的看法，中国是当时全球经济的主车轮，而欧洲人不过是挤上这辆车，买了个三等位。在白银资本的世界经济中，澳门成为连接世界经济的桥梁。

　　西学东渐的策源地

　　明清时期，从澳门出发进入中国内地，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找到了一条“合儒易佛”的“适应文化”路线，科技传教、文化传教、刊书传教成为传教士们的主要方法，由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西学东渐的大幕。

　　从历法来看，《崇祯历书》到顺治时已经换成《西洋历法》，王朝的历局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天文学的方法。哥白尼学说在中国传播，《崇祯历书》已把哥白尼列为四大天文学家之一，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此外，书中还大量运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材料，中国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先生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说明。另外，汤若望等人在《崇祯历书》中还采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学理论，没有直接采用哥白尼的理论，这里有一个观察的准确性问题。对于耶稣会士来说，观察和计算的准确性是首要的，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中国皇帝和士大夫的信任，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才有可能。

　　对大航海后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介绍是入华传教士们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它首先表现在绘图上，接着是详细介绍地理学知识。这在当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传教士们也开始在西方绘制和出版中国的地图，从而给欧洲拉开了中国神秘的面纱。

　　利玛窦在肇庆时，凡到他的房间去的文人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就是挂在墙上那幅《山海舆地全图》。利玛窦在日记中记载，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时，简直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为好。因为几千年来的“夷夏之分”使中国人认为在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国度是最文明的，其他地方都是蛮荒之地；中国历来地处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中心。现在这幅地图上竟然在中国之外仍有那么多的文明国家，更不可容忍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竟不处在中心地位，与整个世界相比，泱泱大国的中国竟如此之小。利玛窦看出了这种冲击，为了使中国人更好接受，他重新绘制了这幅地图，只是这次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心的位置，使中国人心理上舒服些，满足了“华夏中心”的想法，反正地球是圆的，狡猾的利玛窦这样画也倒没有违反什么原则。目前尚不能肯定利玛窦所绘制的地图的原本是哪本书，大多数学者认为很可能是1570年出版的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这本书现在藏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

　　一时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文人的热门话题，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洪煨莲先生的考察，短短的时间里此图竟然在全国先后被翻刻了12次之多，如1584年在肇庆由王泮刻印的《山海舆地地图》，1595年在南昌刻印的《世界图志》，1598年赵可怀、勒石在苏州两度刻印的《山海舆地图》，1600年吴中明在南京刻印的《山海舆地图》，1604年郭子章在贵州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1606年李应试在北京刻印的《世界地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