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皇位交接时相关问题考辨

　　1.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辨疑

　　笔者认为关于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的事情，其真实性应值得肯定，即弘历在开启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封函谕旨之前，已通过圆明园传位密旨确定了嗣皇身份，《清高宗实录》系缺载了该内容。对于缵承大统的经过，乾隆帝后来曾追忆道：

　　“雍正元年，即亲书朕名，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内，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皇考升遐，朕同尔时大臣等，敬谨启视传位于朕之御笔，复取出内收缄盒密记，核对吻合，人心翕然”。

　　上述材料清楚地表明，雍正帝生前曾写有两份关于嗣皇人选的诏书。其中一份为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当众宣布立储后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谕旨。此外，其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以备不虞。后来，雍正帝病逝时正驾临圆明园，就首先启用了随身的这份密旨，即“圆明园密旨”，回紫禁城后再次宣读了乾清宫内缄藏的谕旨，所谓“复取出内收缄盒密记”。可见，有关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的这一记载应该是真实的。

　　此外，《清高宗实录》中关于雍正帝崩逝后的一系列记载也能说明弘历在圆明园时嗣皇身份已经确定。

　　按照惯例，老皇帝驾崩后，确立嗣皇帝的人选是当务之急。如不及时确立嗣皇，不仅会使权力出现真空，导致诸皇子为获取皇位继承权产生纷争，以致兵戎相见，而且也会延误老皇帝丧事的办理。因为嗣皇帝在老皇帝治丧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尤其是老皇帝崩逝于紫禁城之外，在奉其遗体还宫前，嗣皇帝要对相关程序作出详尽的安排。特别是按照礼制，嗣皇帝要先行作为前导，在城门或宫门前跪迎大行皇帝。因此，只有弘历嗣皇身份被确立后，才能着手办理奉雍正帝遗体回宫等各项治丧事宜。否则，嗣皇身份未定，决不能贸然护送大行皇帝还宫。按《清高宗实录》所载，弘历在奉雍正帝遗体回宫过程中，事实上已确实履行了嗣皇帝的职责。还宫前弘历对诸王大臣进行了任务分工，其本人则按照康熙帝驾崩时嗣皇的礼仪前导以行。大臣们对雍正帝遗体进宫时迎接地点的奏请，则更加明确了其嗣皇的身份。因此，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的事情应该是真实的，否则弘历断不敢也无权指挥办理雍正帝的相关丧仪。还宫后，内侍将装有传位谕旨的封函捧至弘历前，则进一步证明了弘历嗣皇的身份。

　　回到乾清宫后，在庄、果二王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的见证下，宣读正大光明匾后封函的传位谕旨，只不过是嗣皇身份已定的弘历，为明确其继位合法性所履行的一种形式。毕竟乾清宫的诏书是雍正帝建储时当众告知群臣知晓的，较圆明园传位密旨更为神圣和正式。所以，嘉庆帝君臣在纂修《清高宗实录》时，大概考虑于此，只记录了乾清宫宣谕传位诏书的事情。

　　2.嗣皇揭秘时间辨疑

　　按《清世宗实录》记载，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发生在雍正帝崩逝前的弥留之际，通过重臣宣读御书密旨，父子双方在圆明园完成了皇位传承。而如张廷玉所云，此事发生在雍正帝崩逝之后，系在他和鄂尔泰的提议和指示下，寻得传位密旨，确立了弘历嗣皇身份。其详尽记述了寻找传位密旨的过程，突出了他本人在确定嗣皇关键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系《清世宗实录》出于某种原因肆意篡改，还是张廷玉为突出其个人作用有意作伪呢？笔者认为张廷玉的私人记载应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张廷玉在雍正帝继位后，备受倚重，视为股肱，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怡亲王允祥死后，张廷玉成为雍正帝最为信赖的大臣。雍正八年（1730），“圣躬违和”，张廷玉等受命总理一切事务，如有密旨，则其一人承领。同时，雍正帝又将传位密旨独示张廷玉，以备不虞。后雍正帝遗命张廷玉配享太庙，以昭其赞襄之功。有清一代，汉大臣中享此殊荣者唯此一人。可见，张廷玉在雍正朝所处地位非同一般朝臣可比，特别是参与机要事务方面，宗室王公尚不及也。

　　张廷玉尽管政务繁忙，但一直坚持写日记，内容大都系其亲历之事，“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家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每年冬月，汇总一年之事。所以其记载较它书更为原始，也不易受人干预，应更具真实性，不类实录等系后人编纂，且成书之前需皇帝御览，所谓“次第进呈，斋肃披阅”。此外，张廷玉本人虽深居高位，却为人谦和持重，谨言慎行。依照其小心谨慎，不事张扬的性格，他不太可能冒着政治风险，通过编造相关情节，来彰显自己在雍乾皇位交接中的作用。反而，他作为总裁纂修《清世宗实录》时，很可能为突出嗣皇的地位，将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提前至雍正帝崩逝前，进而采用雍正帝面授遗命，父子之间亲传皇位的方式降低自己与其他顾命大臣所起的作用，以博得新主乾隆帝的满意。事实上，乾隆帝嗣位后，张廷玉等顾命老臣不惜违背雍正帝遗旨，奏辞辅政之名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突出嗣皇的地位，防止君臣之间产生矛盾。在君主专制集权下，张廷玉突出皇权的举动可谓是明智之举，以致乾隆帝加恩授其为勤宣伯，开清文臣封公侯伯之例。

　　3.鄂尔泰独受顾命辨疑

　　按袁枚的《武英殿大学士太傅文端公鄂尔泰行略》所记，八月二十三日夜，雍正帝崩逝时，鄂尔泰系惟一的顾命大臣，接受了临终遗命，并连夜赴紫禁城，遵照雍正帝意愿，拥立了皇四子弘历即位。对于此说法，笔者认为与事实不符。首先，《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张廷玉年谱》等官私文献均明确记载到，雍正帝弥留之际，召见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等多人接受顾命，并且雍正帝崩逝后，众顾命大臣分工协作，护送遗体回宫。其次，袁枚本人并非亲身经历此事，而系据他人所说，这不免有讹误之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雍正帝病危于八月二十二日夜，崩逝于二十三日子时，其所记八月二十三日夜亦不确。另外，鄂尔泰自从雍正十年内召入阁起，即为保和殿大学士，非武英殿大学士，这进一步降低了其可信度。第三，袁枚与鄂尔泰私交甚好，其所作又是祭文行略，因此在追述鄂尔泰生前事功时难免有夸张之词，故极可能为凸显鄂尔泰在雍乾皇位交接中的作用，略去了其他顾命大臣。综上所述，鄂尔泰独受顾命拥立嗣皇的说法不能成立。

　　雍正帝秘密立储的特点与意义

　　通过对上述史实的考订，我们基本还原了雍乾皇位交接时的历史真相。即雍正帝病危时，众亲信大臣被紧急宣召至寝宫，接受顾命。随即雍正帝崩逝，在张廷玉等顾命大臣的提议和指示下，寻得其随身携带的传位密旨，进而在圆明园确立了弘历嗣皇的身份。此后，众顾命大臣分工协作护送遗体返回紫禁城。至乾清宫后，在庄、果二王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的见证下，宣读了正大光明匾后封函的传位谕旨，再次确立了弘历嗣皇的身份。可见，雍乾皇位交接分别在不同地点经历了两次揭秘。

　　纵观雍正帝秘密立储，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雍正帝在实施秘密立储的过程中，至为周详。雍正帝生前曾亲书两份传位谕旨，一份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份随身携带，二者皆为有效。由于时常住在宫外，雍正帝对这份随身密旨，格外重视，分别告知鄂尔泰、张廷玉两位满汉亲信重臣，以备紧急时取用。同时，雍正帝还精心选派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通过宗室亲王与亲信重臣的配合与制约，保证嗣皇初政实现平稳过渡。汉臣张廷玉能位列辅政大臣，且在雍乾皇位交接中发挥重要作用，足见雍正帝用人有道，不拘成例，亦见其秘密立储之周密。

　　第二，雍正帝的秘密立储，主要是对皇嗣人选加以保密，以至于弘历、弘昼二人同日封王，共同参与苗疆事务，兄弟之间基本上保持着平等的待遇，但在其它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公开性。这表现在雍正帝于乾清宫当众宣布实行秘密立储，并明确告知群臣传位谕旨存放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随后在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见证下，函封收藏。对于随身携带的谕旨，雍正帝也不保密，反而连函封样式也告知亲信重臣。张廷玉能在雍正帝崩逝后的紧急时刻，迅速指令太监取出密旨以正大统，与雍正帝秘密立储的相对公开性，具有密切关系。

　　总之，雍正帝秘密立储的周密性和相对公开性保证了在突发事件情况下皇位的顺利交接，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但雍正以后，清帝过于强化秘密立储的保密原则，反而对皇位交接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一方面从乾隆帝第二次秘密立储开始，取消了在正大光明匾后收藏传位谕旨的成例，所谓“是以前于癸巳年，复书所立皇子之名，藏于匣内，常以自随”，因而皇帝随身携带的谕旨成为了皇位交接的惟一凭证。另一方面乾隆帝第二次秘密立储时，也没有如同雍正帝当年于乾清宫当众晓谕群臣，而只是将已行建储之事“谕知军机大臣”，而嘉庆帝生前更是对立储问题只字不提。清帝对秘密立储保密原则理解的僵化，给皇位交接造成了潜在的危害。嘉庆帝暴卒于避暑山庄后，随行大臣无法及时找到传位谕旨，使得皇位悬虚数日，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