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时张贴的布告。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但是，今天的许多人也许并不知晓，南昌起义时扯起来的大旗上，却并非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标志，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

　　八一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的，但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领导和策动的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中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由于南昌我方兵力相对集中，战斗只进行了几个小时，起义便宣告成功。当天南昌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释这次起义意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里的“中央委员”，是指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其中也有数位如谭平山、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邓颖超等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此时，他们只是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列入的。这从宣言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机时期……

　　文中“总理”，当然是孙中山；“本党”、“国民革命”，自然是国民党的特别用词。在陈述事实时，尚有“两湖之被害者，其一部分为加入本党忠实革命之共产党员外……”以及起义革命主张第二条中“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等等，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也就在8月1日当天，在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发表的“宣言”中有这样的明确称谓：

　　为领导以后革命之奋斗，必须有应时之政治组织，故议决于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会以前，选举宋庆龄同志等二十五人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会议推定了25人为委员。其中包括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于右任、何香凝、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等。还推定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人为主席团成员。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列入的大多数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人物，共产党人虽在其中，但此时显然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

　　8月2日，上述人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发布命令，任命了农工、宣传、党务等委员会成员，还任命了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以及军队首长等职务。当然，任命的人员里，有些并未在南昌，有一部分也许并不知道他们被列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和被任命相应职务。在非常时期，这些方式是能够理解的。

　　顺理，起义的军队自然也均为国民党军队的序列。如任命贺龙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命叶挺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任命韦杵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朱德为副军长；周逸群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等。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委员就职典礼。会场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据8月3日江西《工商报》报道，当时的就职口号，有“继承总理遗志”，“奉行总理遗训”，“继续国民党正统”，“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等等。

　　以国民党名义发动起义，当时在九江开会的几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是一致同意的，之后也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八一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的，但整个过程，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倡导，中共中央同意并部署，委派周恩来为书记，成立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策动的。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但随之一个问题便出现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扯起一面国民党的旗帜呢？

　　就在起义的前十数天，中共中央对时局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虽然如此，宣言仍充分肯定了国民党的重要影响，肯定了国民党信奉的孙中山主义及政策，因此，宣言最后仍有这样明确的看法：

　　国民党精神领袖孙中山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这个宣言，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并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几天后商讨南昌起义事宜时，提出国民党的名义问题，很快就获得通过。这一点，此次起义的重要策动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于当年十月在讨论“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陈述得十分清楚：

　　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邓中夏）、平（谭平山）、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当时对起义的叫法）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周）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

　　因此看来，以国民党名义发动起义，当时在九江开会的几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是一致同意的，之后也获得了中央的认可。当时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他所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中，谈及当时形势时也反映出这一点：主要的意义是发动湘赣鄂粤的群众暴动，重新团聚已受很大损失而散乱的革命力量，发动共产党军官之下级军队独立奋起与国民党左派军队（贺龙）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武汉中央，反对蒋介石、李济深的统治，以革命的政纲号召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共同奋斗。

　　时至1972年，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还在一次讲话里谈到（大意）：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要搞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提法、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后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由此看来，当时打国民党的旗帜起义，是中共负责人都认可、都觉得可以接受的主张。

　　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

　　那么，起义部队是在何时丢掉了国民党的名义，树立起自己旗帜来的呢？据张国焘的回忆，那是在起义队伍行进到广东汕头之后。“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这对正在战斗的部队和机构，显然会产生影响。因此，当时的起义领导人并没有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来，被担架抬着进了流沙的一座小庙，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周恩来的这一宣布，意味着起义部队完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从实际到名义。

　　实际上，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了。李立三在当年十月关于“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表现了这种态度：

　　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南昌起义军事领导人之一的刘伯承，后来也在回忆时说：“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不知道是我们党的领导，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在起义军失败后，组织接待了一批起义领导人。贺龙当时转移到了上海，他是这次起义军事上的头面人物，名声很大，所以由李维汉负责安置。李当时代表中央与贺龙进行了谈话。谈话中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

　　时任武汉军校政治教官、也参加了此次起义的共产党员高语罕，在当年十月给中央的报告里，对“八一起义”的政治方向提出了意见：“政治上的，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纲在民众中宣传，而且头上还戴着倒霉的国民党左派的帽子，其实国民党何尝有左派，只有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左派这个名词。”

　　由此看来，事件发生之后，人们逐渐开始对以国民党名义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且最后事实上抛开国民党招牌，树起苏维埃的旗帜，将部队改组为工农红军，这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还不好简单地认为南昌起义最初以国民党的名义就是错误。须知，当时参加起义的队伍，几乎全数是国民党的队伍，倘若立即拉出共产党的旗帜，对于一些对时局并非十分清楚的中下级军官士兵，是否会予以充分认同，这是值得考虑的。此外，国民党中，当时确实有一批在社会民众里有影响的左派领导人，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他们忠实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训，在事实上仍表达了国民党主张革命的一面，这是不容忽视的。最后，也许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起义队伍向广东行进时，并不能获得百姓的强烈呼应和认同），所以，当时打出国民党的名义，有利于汇聚军队和民心，有利于起义顺利进行，这应当是基本的客观事实。

　　（作者为汉中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