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诤是我国君主政治体制里自我监督、自我纠错机制的核心，目的在帮助治国者听取、吸收不同意见，以合理有效决策。谏诤观则是对谏诤的认识和反思，乃古代政治学说的一部分。

　　在我国，唐代谏诤制度获得重大发展。谏官在皇帝诏书制订前和制订后，都要谏诤，避免决策失误；谏官人数多，受重视，职能健全，能参与军国大政，“凡发令举事, 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 小则上封, 大则廷诤”。唐代谏诤观可谓当时君臣谏诤活动经验的历史总结，内容丰富，达到了古代高峰。

　　唐太宗认识到谏诤对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性，真诚求谏、纳谏，重用魏征等，努力尽君主职责，可谓古代开明君主榜样。他评价魏征，“见朕之非，未尝不谏”，“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自言“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独“能正朕”。

　　太宗读历史，看出二意义：一是谏诤不用，君主耳目闭塞，不知时政得失，不知自己过失；二是行政机构主要职能在做君主耳目，发挥谏诤作用，匡正救过。其中关键在国君是否能求谏纳谏。

　　贞观年间谏诤盛行，太宗求谏纳谏最关键，其谏诤观也占主体地位。有以下要点：

　　首先，君主有自知之明，乐闻己过，不自以为是。太宗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做不到这一点，难有真正求谏、纳谏活动；甚或自以为是，小视天下，绝难求谏、纳谏，结果国家遭殃。

　　其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太宗问：“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答：“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

　　再次，君以大臣为师友的君臣关系观。贞观十九年，太宗说：“每思臣下有傥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他还将君臣关系比喻为金矿和锻冶良工的关系。

　　最后，把守好谏诤作为“臣臣”的内涵、臣下的职责。贞观群臣多忠心为公，直言敢谏，魏征可谓忠臣谏诤的成功案例。他“能以义制人主之情”，“每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一生谏诤 “累数十余万言”，是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官。

　　韩非的《说难》，《吕氏春秋·直谏》研究了谏诤者的危险性：“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魏征也发现臣下不犯颜直谏的原因，“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敢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导致“相与缄默，俯仰过日”的结局。太宗深为赞成，乃下决心“开怀抱，纳谏诤”，终成盛世。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