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海战图

徐继畬编著的《瀛寰志略》 李鸿章VS林则徐

　　 今年是甲午年，120年前的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败了庞大的中华帝国，取代后者成为东亚的霸主。这种政治格局，甚至在今天仍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此前，中国虽然也打过多场败仗，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但是当时某些国人并不认为自己输了，反而觉得不过是一场意外。如果我们抗战的决心再坚决一些，如果我们的汉奸再少一些，说不定就打赢了。但是甲午战争证明了，中国人已经不能再心存侥幸，比洋务运动更坚决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不过，今天仍有一些言论认为甲午战争之败，败在汉奸，败在意外。典型代表是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持的观点仍是因为李鸿章避战求和，导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避战的理由则是为了保存其个人实力。至于《马关条约》，则被视为卖国条约。“卖国”二字，就很能说明这种思维模式的心存侥幸：

　　 如果李鸿章不那么自私，或许战争就能打赢了吧？

　　 如果主政的不是李鸿章，而是一名爱国人士，这《马关条约》或许就不用签了吧？

　　 无独有偶，历史教科书在讲述鸦片战争时，也是持类似的观点，使人感觉要是多几个像林则徐那样的人，中国或许就不会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了。

　　 历史教科书说，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驰。英军见广州守卫森严，便转而北上。厦门因为是林则徐好友邓廷桢在防守，同样无机可乘。最后，英军攻打浙江，占领了定海。然后道光皇帝心慌了，改剿为抚，撤办了林则徐，林则徐做了战败的替罪羊。林则徐被换走之后，中国非但没有迎来和平，反而是屡屡被打，屡战屡败，终至要与人签订《南京条约》。

　　 如果中国多几个林则徐这样的人，鸦片战争是不是就不会输了？

　　 如果皇帝不是战和不定，而是一心抗英，这仗是不是还有可能打赢了？

　　 更多论据，更多疑惑

　　 认为战败的原因在于抗战的决心不够、汉奸太多的一大理由是，以中国当时的兵力和战备，是有可能战胜的，甚至可能打得非常漂亮。

　　 比如说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日本海军不过亚洲第三、世界第十一。就这差距，怎么可能打不赢？

　　 又如鸦片战争，中国总兵力80万人，英军前期不过几千人，后期最多不过2万人，而且他们远道而来，我们在家门口打仗，80万人对2万人，怎么可能打不赢？

　　 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且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八，那么排名世界第一的是谁？

　　 你或许想到了，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其次是法国、德国、俄国。

　　 中国的近代海军始于1866年创建的福州马尾船厂和马尾船政学堂，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试图赶超欧洲在过去400多年发展起来的海军。如同所有的后发国家一样，中国这一时期的海军发展速度可谓一日千里，而且欧洲列强似乎并不介意中国人购买他们的军火，也不介意中国人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

　　 英、德两国不仅卖军火给中国，还有专人帮助训练中国的海军，英国教官叫琅威，德国教官叫式百龄。更让人意外的是，欧洲列强还允许中国人去他们那里留学，学习军事技术。福州船政学船开办几年后，于1877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到英、法等国学习，有的进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有的直接进了海军实习；后来有些赴德学习炮兵技术，因为据说德国的炮兵最强。在这批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如严复，如邓世昌、刘步蟾。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又担任了国内学堂的教官，传播着现代的军事技术。

　　 就这样紧赶慢赶，中国用20多年的时间，终于将海上力量的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八。换句话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海军世界第一，中国海军还在第八名之外，这仗还有不败的可能吗？

　　 中国的军力到底怎样

　　 关于鸦片战争的过程，学者茅海建在其代表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有着详尽的论述。要而言之，主要有三点：

　　 一、中英舰船水平悬殊，使得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根本不具备主动出击的实力，只能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清军实际上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想什么打、在哪里打，英军说了算。英军经常来了就打，打了就走，中方只能望洋兴叹。所以林则徐最多封锁珠江口，发现英军北上了，却无力追击。

　　 二、船速之快，也决定了英军运兵速度快过中方。清朝虽有80万兵力，但这些兵力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且承担着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战争爆发的时候，真正能投入到战场中的终究是少数。而且路途之遥远、交通之落后，使得军队从内地调遣到沿海，经常要走上两三个月，往往部队还没走到那里，战斗已经结束了。

　　 具体而言，除战争前线的驻兵外，清廷还从各地调兵5.1万人支援，前后投入的总兵力约10万人。且这10万人分散在沿海各地，较之兵力集中的英军，并不占优势。据统计，在鸦片战争的12次较大规模的战役中，除了1841年5月广州之战和1842年3月浙东之战因各省援军而保持兵力上的优势外，双方兵力相当，有时候清军还不如英军多。

　　 三、船不如人快，兵不如人多，更糟糕的是，炮还不如人家的好。清军的火器还比较原始，多是仿造明代引进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步兵则多用刀矛弓箭等。英军用的火器虽然样式相近，但拜工业革命所赐，冶炼技术更高，且采用了铁模铸炮，射击速度和精度远超过清军。两军对垒，且不说清军是否打得过英军，搞不好自己的大炮还会炸裂，伤了自己人。

　　 军事实力悬殊，战争的结果自然惨烈：

　　 按照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张莉的最新统计，在鸦片战争中，英军共死亡71人、伤400余人，而清军死亡3100人、伤4000余人。其中英军代价最惨重的镇江之战也不过死亡39人、伤130人，而清军死亡239人、伤264人，还有68人下落不明。经常是对方零星受损，我方接二连三地有人牺牲，炮台被毁，将领殉国。

　　 这也就不难理解，许多主战派战前态度强硬，战后却主张“抚夷”，甚至有悲观情绪。没有看到中英军事实力相差有多大，就不免心存幻想，进而对那些主和、被迫签约的官员抱有敌意，詈之为汉奸。

　　 后来，在被贬伊犁的路上，林则徐给友人写了一封信，提及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虽然承认清军打不过英军——大炮射程不及人、进攻速度不如人、运兵速度也不如人，就算是岳飞、韩世忠在世，那也是没办法——但是林则徐却不会公开表达。他叮嘱朋友说，千万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他的好友徐广缙后来升任两广总督，写信问他有什么驱夷的办法，林则徐回复说：民心可用。

　　 说到林则徐，近代学者蒋廷黻先生的看法独到、犀利。他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说：

　　 “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神光寺事件与徐继畬

　　 1850年夏天，两名英国人援引《南京条约》，向侯官县（今福州市区）的县令申请到城里居住。获得批准后，他们在神光寺租了几间房，一个开始传教，一个给人看病。

　　 一些士绅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外国人没有资格和中国人共同居住，适逢林则徐回乡，双方联合向福建巡抚徐继畬告状，要求把这两个英国人赶出城去。徐继畬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外国人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英国人拿出合约来，表示在此租房是合法合理，为什么要被轰走？

　　 林则徐和士绅们不断向徐继畬施压，希望他能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像广州人轰外国人一样轰走他们。徐两边为难，便向皇帝报告了此事，皇帝的回复颇具领导艺术：“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总之，不要得罪外国人，也不要辜负了民意，至于如何调节，你自己想办法。

　　 这时候，林则徐等坐不住了，质问徐继畬为什么还不动手，并开始散布消息说他是投降派，甚至在大街上贴出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恐吓小报，吓得英国人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来控诉并申请保护。徐继畬一边劝他们搬出城去，一边派兵在神光寺附近巡逻，生怕真的有人去搞谋杀，引发国际纠纷。这一下，林则徐们更愤怒了：你非但不对付他们，你还保护他们？你到底是帮中国人，还是帮外国人？不久，徐继畬被免职，到京城接受皇帝训问。一场是否驱逐外国人的斗争，以咸丰帝和林则徐们的胜利而告终。

　　 其实不为这件事，按照当时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徐继畬早晚也会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鸦片战争期间，他在广东、福建一带任职，就多次与美国、英国的传教士及英国领事接触，请教西方的地理、文化、政治知识，他的《瀛寰志略》写了五年，“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1848年，这本书出版了，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四大洲的风土人情，而且摒弃了过去那种蔑视外国的态度，尽量客观中立，不用“夷”字来称呼他们，甚至对欧美的政治制度予以肯定。

　　 提及华盛顿时，他盛赞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至于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这些都成了后来守旧派弹劾他的一大罪状，“张大外夷”。

　　 开眼看世界的下场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疑徐继畬的态度和见识比林则徐的更接近一个现代国家所应该有的状态。然而，他和林则徐的遭遇大相径庭。林则徐不仅在当时获得了空前的声誉，而且被后世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徐继畬被召回京城后一贬再贬，终于罢官回乡去了。

　　 且让我们看一下当时其他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又是怎样的遭遇吧。

　　 1876年冬，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出使英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去，以免晚节不保。果然，他担任使节后，汉奸的骂名随之而来。他的湖南老乡、晚清大才子王闿运写了一副对联挖苦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的副使刘锡鸿不断写信回国，报告他的汉奸行为，如参观时因为天气寒冷披上了外国人的衣服，看到巴西国王时跟着起立，有损天朝威严，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取阅音乐单，如此等等。至于他在寄回国的报告中肯定英国的地方，更是成了作为汉奸的“铁证”。国内守旧派不断抨击他“有贰心于英国”。

　　 1854年冬天，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回国了，希望带动更多人出国留学，“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然而招生极其困难，直到1870年有机会见到李鸿章时才使得这一想法付诸国家层面的实践。招生过程中，不断有谣言传出，说在美国那种野蛮的地方，会把小孩子骗过去，将人皮扒下来披在狗身上。

　　 蒋廷黻认为有两个林则徐，“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对外国人强硬，百战百胜，只是有奸臣误国；后一个林则徐到了广东之后，逐渐了解到中国军事上不如外国人，开始购买外国船炮，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但是他并不想公开这种态度，而是和传统士大夫一样鼓吹排外，大唱“民心可用”的高歌。他私底下承认军事上不如人，但是对同僚、对国民、对皇帝并不这么说。

　　 蒋廷黻认为这是因为“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解释得通林则徐的表里不一。以此观之，称林则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在有待商榷，至少同一时期的徐继畬比之更有资格，不过真正开眼的大多被所谓的清流贬为“汉奸”了。

　　 与列强的差距在哪里

　　 在近代史上，被迫打开国门的并不是只有中国。日本、朝鲜都先后被迫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殖民和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即便是在欧洲，也有许多国家饱受英国、荷兰、俄国等新旧帝国的欺凌。

　　 说到近代历史，不是每个欧洲国家都跻身“列强”。他们中的一些国家同近代之中国一样，同近代之东亚、东南亚一样，被人欺凌，割地赔款，甚至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问题是，各个国家将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

　　 在亚洲，日本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态度。

　　 日本人好像有一种习惯，谁比我强，谁打赢我了，我就向谁学习。7世纪到9世纪时，他们向唐朝中国学习；后来，荷兰崛起了，他们就向荷兰学习，甚至形成了一门学科，叫“兰学”；被迫打开国门后，日本政府派出使节团，考察欧美各国，考察时间长达1年零9个月，考察范围也极广泛，希望“凡是可予我国有益之事，概当研究熟览”；1945年被美国打败后，他们又开始向美国学习。

　　 中国的态度则相反，简单点说就是，谁打我了，他的东西再好，我也不学了！甚至跟他有关的任何东西都不沾，谁沾了谁就是汉奸。

　　 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民心态，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走向了两条大不相同的道路。

　　 国民心态对于国运的影响，远大于领导人是否贤明、是否爱国，或是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以前，我觉得中国败在了没有英雄的出现，而汉奸太多。日本有明治天皇，中国只有慈禧和袁世凯，好不容易出了个林则徐，还遭到昏君弃用、奸人排挤。人家天皇可以为了购买军舰而捐款，中国的慈禧挪用军费过大寿，袁世凯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变法人士，使得中国的变革功亏一篑。后来，我相信是不同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腐朽的君主专制注定不能把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然而，日本倒幕之后，天皇的权力反而加强了，似乎这样一来，又要回到是否有明君的设想中去了。

　　 在诸多思考中，有个因素一直被忽略了，即我们自己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

　　 态度不同，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同。如果视为现代文明，我们就该热情拥抱它，全力学习。如果认为这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专属，我们虽然一时承认他们比我们的好，但总是不免要提醒自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着学着，爱国的情怀一上来，又会觉得自己原来的东西也挺不错的，何必要去学别人的东西呢？

　　 这种国民心态并不会因为领导人、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慈禧掌权时，中国人可以排外；光绪掌权了，中国人一样可以“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哪个国家得罪我们了，我们就抵制所有与其有关的东西。这种心态不改变，改成什么样的统治阶层，依然融入不了现代文明的世界。

　　 中国的传统不是排外

　　 中国并非自古便是与世隔绝，一味排外。且不说唐时公务员队伍中有日本人、朝鲜人，宋元也任命过多名西方人担任中国官员（著名者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单说东周的秦国，它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便是因为有个其他各国所没有的胸怀。

　　 秦国地处西隅，经济、文化落后，但是春秋时的穆公、战国时的孝公，都能以极广大的胸怀招徕外国人、重用外国人。秦穆公所依赖的五个大臣全是外国人，百里奚是楚国人，蹇叔是宋国人，邳豹、公孙支是晋国人，还有个由余，来自本部的少数民族部落。至于军队，也是交由外国人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来统帅。战国时期，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实行变法的公孙鞅是卫国人，入秦前长期在魏国工作，张仪、公孙衍、范雎都是魏国人，魏冉、李斯是楚国人，齐国的孟尝君在秦国当人质，因为有才华，也被秦王任命为丞相。

　　 秦始皇嬴政刚执政的时候，秦国发生了一起间谍案，韩国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去，建议秦王修建水利工程，即后来的郑国渠，希望以此疲秦。案发后，秦国的一些爱国人士建议秦王驱逐所有的外国人，由秦国人自己掌控国家政权，这就是战国后期秦国驱逐客卿事件。为此，李斯写了一份奏章，劝说秦王不要一味排外，这就是著名的公文《谏逐客书》。

　　 说起这篇文章，最有名的一句是“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个人觉得最有警示作用的却是这句：“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应该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普天之下的物品、人才皆可为我所用，而不是动辄问这是哪个国家的、是不是外国的那一套。

　　 80多年前的追问

　　 可惜，中国这样的胸怀和优良传统传到宋元时期便断了，明朝开始搞闭关锁国，确定的外交关系也是唯我独尊的天朝体系，不再承认平等的外交关系，不屑与外人交流，也不允许老百姓与外界交流，终于发展到了落后挨打、盲目排外的地步。后来兵戎相见，对敌人一无所知，却相信自己必胜；打输了，却不承认不如别人，更相信是内部出了汉奸，换个爱国人士就好了；终于意识到自己技不如人了，也耻于承认，坚持本国的政治、文化天下第一，无需向别人学习；后来开始学习了，也时不时地闹一闹情绪，纠结于这样一来是不是就算西化了。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丑化外国人，“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甚至不惜编织出许多谎言来娱乐同胞。

　　 可以说，我们的国门虽然打开了，但是国民的心门却未完全打开。闭关锁国时，不知道别人比我们先进，也就罢了，可是知道了却不承认、不肯学习，那就让人无可奈何了。中国进步之难，并不只是统治阶级的问题，不只是汉奸的问题，而是中国人将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现代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蒋廷黻先生在80多年前便提出过，至今仍是中华民族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甲午战争的纪念日里思来仍觉得无比沉痛、可惜：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陈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