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惟一途径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近日在演讲中表示,他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主义文化和体制,认为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流毒的惟一途径。

　　官本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形态。俞可平说,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

　　官本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延续几千年,已经成为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官本主义不仅有其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而且也必定有切合国民性的合理因素。但官本主义这种传统体制最终被我们中华民族无情抛弃了,分别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俞可平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把人民民主当做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余毒还大量存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他认为,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城镇化需回归人类的社会本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撰文表示,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解决数亿流动人口融入城镇的问题,也要充分考虑进城流动人口和已经在城镇居住人口的社会生活问题,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打造品质城市,使城镇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由于工业化加速,中国的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特别是很多地方的农村面临解体,而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正在建设之中,大量的陌生人流入城镇如何相处,是城镇建设不可忽视的问题。大量的城镇居民如何和谐相处,组建自己的生活共同体,在这样的生活共同体中相识、相知、相助,也是提升城镇居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健康的城镇建设应当是回归人类的社会本性,从“看不见人”的城镇走向“看得见人”的城镇。如果城镇建设者们把握城镇的社会本质属性开展城镇建设,就会贴近人类本性和人民生活,满足人们的需求,激发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热情,使社会治理格局日臻完善。正如第一个把社区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所说,“试图在城市街区中追寻成功的标准,如高标准的物质设施,或所谓的能力很强的‘无问题’的街区人口,或记忆怀旧的城镇方式的生活等,都是白费功夫。这种做法都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即,城市的街区是干什么用的?”这实际上提醒我们:在建设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时,应当明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了全新的阐释,必将对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国企的类型化改革路径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顾功耘近日提出国企改革的一种思路,即国企的类型化改革路径。

　　“准确界定国企的功能”是《决定》提出的要求,但究竟怎样才能“准确界定”,这是一个难题,现在各地方政府都在探索,提出的分类以及标准很不统一。有的将国企分为两类即竞争性和公益性企业；有的将国企区分为三类:竞争性、功能性和公益性企业；有的将国企区分为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两类；有的则将国企区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类,等等。根据我们的研究,国企宜区分为商事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与公共企业(以执行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目的),以及介于这商事企业和公共企业两者之间,或兼具商事企业与公共企业两重属性的企业,这类企业可称为“准公共企业”。这样区分,有明确而统一的界定标准,其优点是便于在法律上界定不同类型国企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便于建立相应的治理结构与机制,便于监管机构制定不同的监管标准、考核办法与处理措施。同时,这种分类也与国际上的通常做法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