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下）

　　党史学篇

　　群众路线孕育产生于红军时期

　　党的历史上曾有三次系统总结

　　随着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不少研究者对群众路线的历史由来和现实价值进行了梳理分析。

　　有研究者认为群众路线是在红军时期孕育产生的。关于群众路线，我党历史上有三次系统总结，分别是党的七大、党的八大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有研究者对群众路线的形成发展进行了梳理后提出，群众路线思想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和形成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发展也受到挫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发展和提升。

　　有研究者认为，通过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保持自身清廉、民主的强大武器，明确了如何做到为民服务的现实路径，明晰了中共自身的立党之本是为人民服务。

　　领袖人物思想的当代价值备受学界关注

　　十八大和历届党代会研究的论著质量高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不少研究者撰文纪念毛泽东，涉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思想渊源、继承发展关系；总结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贡献；毛泽东对新中国创建与发展的历史贡献；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特别是群众路线思想、反腐倡廉思想等。

　　在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了《习仲勋传》、《习仲勋画传》，拍摄了相关文献纪录片，对习仲勋光辉战斗的一生给予了全面梳理。不少人撰文忆述习仲勋，尤其是介绍了习仲勋在推动对外开放、做统战工作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不少人还撰文研究纪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史人物在革命生涯、建设年代和改革岁月的重要贡献。此外，党史学界还展开了对党的十八大与历届党代会等的研究，出现了不少高质量论著。

　　党史个案研究远没达到应有的水平

　　个案研究和宏大叙事是上下游关系

　　有学者认为，个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个案研究，所谓宏大叙事就失去了根基，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素材。现在党史个案研究还远没达到应有的水平，当下应该以扎实的个案研究为主要方向。

　　有学者则认为，党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史，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坚持宏大叙事。研究不能拘泥于个案，而要放宽研究视野，构建学术框架。

　　有学者认为，个案研究不能为了个案而个案，而是需要有时代的大关怀。个案研究和宏大叙事之间是河流上下游的关系。个案研究是河的上游，提供涓涓细水。宏大叙事是河的下游，是在无数个个案研究基础上汇聚成的岸宽水阔。二者在历史研究中都不可或缺。

　　地方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了重视

　　地方党史研究薄弱状况有改观

　　以往党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高层政策过程的多、研究基层党史的少。今年，地方党史研究受到大家重视，好文不断问世。如，《北京党史》杂志专门开辟京华春秋、口述北京等栏目，介绍北京地方党史研究进展。

　　有学者就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在区代会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中共将自己的“阶级政策”和“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协商”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主。

　　有学者就新中国初期华东区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及其实践进行了考察，指出人民监察通讯员积极活跃，积极宣传监察工作，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在华东区的政权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土地政策深刻影响农村社会转型

　　知识分子参与土改的效果不均衡

　　今年，土改研究多关注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

　　有学者以1949年至1952年湖南省攸县为个案，对土地改革与农村社会转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通过土改，农村社会结构被重新构造，乡村权势力量发生了转移，党政权力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主导性力量。与此相适应的是新的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也有学者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地改革中的多样叙事为题，就知识分子参与土改进行了分析，详述了土地改革运动作为知识分子接受革命锻炼场景的构造，指出了新政权试图以土地改革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想法，但借力土改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显然还存在不少问题。

　　还有学者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京郊土改政策进行了分析。

　　（作者沈传亮、王亚慧分别为中央党校教授、硕士研究生）

　　文化学篇

　　行政改革对文化产业影响显而易见

　　文化民企的国民待遇有望得到提升

　　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说，政府行政改革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有学者具体分析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认为《决定》中“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的要求，有助于促进文化市场基本要素的统一和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决定》所提出的“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旨在重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平等竞争，提升并实现文化民企的国民待遇。

　　有学者认为，市场化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化的指导意见，是从行政主导到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对政府公款消费的限制，其实在整个2013年都激发了市场化的地位和民营企业的竞争意识。

　　有学者认为，《决定》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就是要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尽力扩大对内的市场开放力度，实现对文化内容创作和民营文化企业更有效的激励。

　　有学者认为，今年文化市场化的趋势已经逐步显现。“八项规定”无疑对依赖政府支出和机构消费的文化产业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企业变化的显著特点就是，凡是高度依赖政府资源和支出的文化企业，就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而且这些企业还将持续面临政府开支减少的格局。因此，传统型和政府依赖型的企业，需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来回应新的竞争格局所带来的挑战。

　　企业并购要防大企业垄断市场

　　也要起到激励中小企业的作用

　　今年，数字文化产业的企业和一些已经上市的传统企业都进行了多样性的并购，包括向新媒体方向转型、扩展和扩张型的战略性并购。

　　有学者认为，企业的并购既存在大企业垄断市场的嫌疑，也存在激励中小企业的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企业之间并购的加剧，会造成文化创意领域的企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大型企业和公司越来越大，它们不断通过并购获得规模化的扩张，企业的规模更加壮大。另一方面，一些创新型企业的创新很容易被腾讯、百度和阿里集团等借鉴和模仿，并且反过来以各种资源的投入超越这些创新的中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