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术研究” 沈天星作

　　近年来科研课题申报中出现的“一女二嫁”现象，是指同一申报者的同一课题重复申报，形成同一课题既是省级（或部级）课题、又是国家级课题的不正常（不正当）现象。实际上，“一女二嫁”并非最严重的现象，还有不少“一女三嫁”、“四嫁”乃至更多“嫁”的现象，笔者看到最多的一项成果是“一女六嫁”（代表该成果的著作标明为校级、某基地、某重点学科、省级、部级、国家级等等）。不过，笔者在此按照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将“一女数嫁”称为 “一女二嫁”（这里的“二”实际是泛指，既指“二”，也指“多”）现象。为什么在科研课题申报中会出现“一女二嫁”现象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学术管理的“计划化”、学术评价的“数量化”、学术研究目标的“利益化”三者形成的合力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原因。

　　学术管理的“计划化”

　　学术管理的“计划化”是导致科研课题申报中的“一女二嫁”现象产生的最重要原因。我们当今社会的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可学术却在沿着相反的方向走，即越来越“计划化”。现在高校的“项目（课题）计划”、“人才计划”、“研究基地（平台）计划”、“工程计划”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而上述所有的种种“计划”中都包含有课题。学术管理界对学术进行管理的过程和目的，仿佛就是对“计划学术”的种种项目（课题）进行“行政审批”，于是“计划学术”、“审批学术”、“政绩学术”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东西了。“计划学术”注重的是“计划”、“审批”和“政绩”，而对学术本身并不重视。

　　因为在“计划学术”的控制和指挥下，人们注重的是所获得“计划”的“多”与 “少”和所贴“行政级别标签”的“高”与“低”，而对于课题的实际内容和水平已不再在意，或者说已无暇顾及。正是这种“计划学术”、“审批学术”、“政绩学术”，为科研课题申报中的“一女二嫁”现象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基础和土壤。

　　学术评价的“数量化”

　　学术评价的“数量化”是导致科研课题申报中的“一女二嫁”现象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受“计划学术”、“审批学术”等学术管理体制的制约和影响，现在我们的学术评价明显地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分重视学术评价，以致本末倒置，对学术评价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视，已经走到了学术研究被学术评价牵着鼻子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被迫去迎合学术评价体系的荒唐程度。二是在具体的学术评价行动中过分量化，让量化走向了极端，给人的感觉是：学术评价就是量化，量化就是学术评价；学术水平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学术水平。在学术管理界的眼中便是：学术统计数字就是政绩，政绩就是学术统计数字。因为“一女二嫁”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数字由“一”变成“二”、变成“三”、甚至更多，使数字在学术评价（学术评比）中成倍（甚至成数倍）地增长。这样，上述这种学术评价中的病态的“数字崇拜”便不可避免地会催生出科研课题申报中的“一女二嫁”现象。

　　学术研究目标的“利益化”

　　学术研究目标的“利益化”是导致科研课题申报中的“一女二嫁”现象产生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在“计划学术”和学术评价“数量化”的裹挟之下，出现了学术研究的异化，那就是混淆（甚至可以说颠倒了）本与末的关系。就是在学术研究行动中舍本逐末，即学术研究由“追求真理”（本）被异化为“追求指标”（末）。在学术研究目标“利益化”的驱动下，学术单位和学者个人（我们暂且还称其为“学者”吧）结成了共同的利益联盟，自然而然地会高度一致。因为“一生二（甚至更多）”（即科研课题申报中的“一女二嫁”现象）对于学术单位来说，可以让体现政绩的“数字”得到提升；对于学者个人来说，不仅可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上升，获得学术荣誉，而且可以获得看得见的、直接的经济利益（现在职称、待遇的提高基本上都与科研课题的数量密切相关）。

　　据笔者所见，在科研课题申报中还有一种隐性的“一女二嫁”现象，那就是有些申报者将同一课题换用不同的题目进行申报。这些申报者所申报的多个不同级别的课题，如果单从题目上看仿佛是不同的课题，但从实际内容看则是同一个课题。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科研课题申报中的“一女二嫁”现象，并开始想办法阻止其发生，但在现实中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这些“办法”只是治标。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治“本”，必须下大力气改革“计划学术”、“审批学术”的学术管理体制，必须下大力气革除学术评价的“数量化”。

　　（作者为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云梦学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