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峻的话题：如何最大限度消除“市场经济的失败者”？

　　“工会的基本职能当然是维护职工权益，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是，工会维权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能狭隘理解为职工权益受到侵害了，工会出面为其撑腰就是维权，”云南省总副主席潘红伟说，“那只是工会维权工作的一种形式，我认为，提升职工技术技能，使其具备应对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能力，拥有生存、发展的基本技能，更是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措施。”

　　潘红伟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极为严峻的课题，即在当前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前提下，怎样最大限度消除因各种原因在职工中所产生的所谓“市场经济的失败者”群体问题。

　　“市场经济失败者”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大规模改革后，从学者的书斋走出，早已是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从工会工作角度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各级工会应该怎样因应时代变化，挺身而出，积极主动承担提升职工技术技能责任，使之充分就业，实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成为配合党委、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潘红伟说：“所以，在我们对‘一活动一工程’中所具体阐述的‘四争四促’要求里才特意设定了‘争当维护稳定先锋，促进和谐云南建设’的目标。”

　　中国目前的工业企业发展面临一个“人才悖论”，这就是，一方面人口众多，就业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各行各业又缺乏人才。

　　很明显，前者是指粗放的、低技能或者无技能简单劳动力，后者指的是高技艺、高技能、高学力（不是高学历）的劳动力资源。

　　就前者来说，中国劳动力多得无法消耗，就后者来说，各行各业缺人缺得厉害。

　　记得好几年前，记者曾跟随一位领导到昆明海口一家国企慰问困难职工，采撷到了一个故事。

　　当日记者跟随去慰问的这位甲职工表面由于企业的不景气导致失业，靠有限的失业救济金艰难度日，但同时，据他的领导介绍，与他同期进厂，在同一个车间工作，同是电焊工的另一位乙职工，由于技术精湛，企业不景气时他毅然出走，带着一身技术到了深圳，在当时一个月就能挣到四五万元。

　　用网络语言来说，隐藏在这两位职工人生际遇里的信息量“巨多”——与乙职工相比，甲职工表面受困于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企业或者产业困境，实则受制于自身的“不学无术”，否则，怎样理解给定条件完全一样，而乙职工敢于毅然出走沿海发达地区，且收入可观，而甲职工困顿家中，靠政策性“施舍”度日？

　　实际上，早在10多年前，诸如深圳等沿海开放地区就有过“电焊工就业比硕士生容易”的传闻，这里面所折射的信息是，当今中国制造业或许不缺乏高学历职工，但很缺乏高技能人才。

　　抛开其他社会因素不说，在技能人才的问题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国家制度层面来看，最严重的还不是具体哪位职工能否就业或者是否获得高薪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稳定的国家体制大问题。

　　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就职工个体来说，就自然包含了技术技能作为市场要素进入市场接受竞争的过程，换句话说，有技术的，尤其有高技术的人会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优胜者，相反，则很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失败者，而这两种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接受度完全相反，前者如飞机起飞，非逆风不能昂扬而上，欢愉流畅；后者则沮丧失意，对市场经济体制反感愤懑。

　　简言之，前者是社会进步发展的自然推动力量，而后者很可能演变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潜在支持者。

　　因此，云南省总发动全省工会戮力推行“一活动一工程”，还不能简单地从工会自身的工作特色和成绩来衡量，它更具有现实性极强的政治意义——

　　设计、推动这项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之一，就是最大限度消除“市场经济失败者”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