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从1994年诞生至今已经历十年风雨。“十岁”对一部法律来说还太年轻，但就在这短短十年里，我国的劳动关系却发生深刻变化：非公有制的劳动关系比重不断加大；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冲突有时激烈……面对瞬息万变的新形势，这部在计划经济大背景下完成的、本应处于“青年”时期的劳动法却已显得老态龙钟、力不从心。

　　法律与现实的严重脱节让年近八旬的关怀老人忧心忡忡，这位获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的劳动法学泰斗、建国后最早步入劳动法教学领域的老教授，其大半生都与劳动法有着难解之缘。如今他为完善劳动法仍不遗余力地四处呼吁。

　　与关老的交谈很轻松，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不但有学者的儒雅，更有长辈的慈祥。但作为一次采访，笔者又有丝丝遗憾，因为每提及他那令人仰视的荣誉，或他在我国劳动法学领域举足轻重的贡献，总之一切在笔者看来是值得浓墨重彩的情节，这位讲起法理滔滔不绝的老人却总是平淡似水一笔带过。的确，解放前参加过革命、文革时下放五七干校、从事法学研究半个世纪，这几十年人生沧桑已将他磨练得荣辱不惊。

　　关怀可以说与法律相伴了一生，1999年中国法学会颁给他的“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五十年荣誉证书”便是最好证明。解放前关怀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48年，年仅21岁的他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并进入华北大学政治学院学习。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关怀成为该校法律系第一批教师，从此他的名字和我国劳动法学整个进程紧密相连。

　　人民大学成立之时正是“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之际，于是该校便把莫斯科大学的办学模式全套照搬，劳动法课程也由此被引进。

　　“当时苏联派来九十多个专家到各系担任顾问，先是苏联老师直接给学生讲课，老师讲一句，旁人再翻译一句。由于翻译不到位，学生听得一塌糊涂。所以苏联老师只得给我们讲，等我们融会贯通了再去给学生讲。”回忆起这段半个世纪前的趣事，关怀教授忍俊不禁。

　　就这样，经苏联专家培训两个礼拜后，有关怀在内的中国教师走向讲台。

　　“苏联上世纪20年代就有劳动法，但当时我国并没有，你们那时上课讲什么呢？”笔者不解。

　　“当时劳动法还不成体系。社会上出现什么问题，国家便颁布什么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就讲这些政策，同时还结合中国情况讲苏联的劳动法。如第一学期讲苏联，第二学期讲中国。”

　　虽然当时劳动法理论几乎都是“外来品”，但靠着刻苦钻研的韧劲，关怀从那个边教边学的年轻教师，终于磨练成今天我国劳动法学领域公认的先驱。他在此领域最突出的贡献恐怕应算是主编了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劳动法教科书，即1983年出版的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劳动法学》。在此之前，我国大专院校中只使用过一些油印的劳动法教材，而此教材则成为我国劳动法教材的开拓之作，前后印刷十三次之多。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一些关系的法律”，这一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劳动法”概念正出自关怀之手。如今这一界定早已为我国法学界所肯定，并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法学辞典》等各项著作中。

　　起起伏伏的立法之路

　　我国现有劳动法出台于1994年，她的诞生经历了整整四十年的不平之路。就在这四十年里，宪法出台，人民公社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劳动法随着各个时期变化莫测的大形势反反复复直到最后问世。关怀正是这个曲折过程的最好见证人。

　　“1954年宪法出台，但光有宪法可不行，还必须有部门法。于是劳动部开始立法工作，我作为专家学者参加了劳动法第一次起草。”关怀教授谈起这段往事仍记忆犹新。

　　“前期工作是搜集国外劳动法资料；拟订大纲；起草重要条款等。每人都有具体分工，我主要研究苏联的资料。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一切学习苏联，所以我们就以它为模式。”

　　但就在起草小组热火朝天工作的1956年到1958年期间，国家形势发生巨变。1958年党提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当时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而人民公社不存在分配，所以根本不需劳动制度，同时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不需要法律的”。在这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劳动法连同其他法律的起草工作一起夭折。

　　“草案已基本完成，你们当时割舍得下吗？”在笔者看来，对一个在劳动法里投入了全部热情的学者而言，这一定是件痛彻心脾的事。

　　但关怀却平静地一句带过：“国家说不搞了，那我们就不搞了。”

　　和当时那个特殊时代大部分百姓一样，关怀绝不会对个人挫折失落埋怨。“我那段时间就没研究劳动法，而是领着学生‘上山下乡’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关怀后来被下放江西干校参加劳动。直到1972年再返回北京，这期间他再次与心爱的法律短暂告别。在笔者心中，关怀应是个有‘故事’的人，但对文革这段很可能勾起他人伤痛的时期，笔者不愿过多触及，所以无从得知他是否有过不平遭遇。但可以肯定，当时的混乱给他内心带来了深深的伤痛。

　　“文革给大家一个惨痛教训———国家如果没有法制，任何人都得不到保护。”关怀原本平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波澜：“当时只有孤零零的宪法。法律不健全，想批斗谁就批斗谁。连国家领导刘少奇都难以幸免，更何况普通百姓。”

　　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他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几部法律相继进入起草阶段。劳动法起草委员会也于1979年再次开始运转。

　　“和第一次不同，这次查阅资料不再限于苏联，而是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世界的资料。”关怀回忆。

　　笔者有些疑惑：“但按当时的说法，我国劳动者是国家主人，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是被剥削的受害者，那他们的劳动法对我国立法有帮助吗？”

　　“我们以前完全不考虑他们的法律，后来认为其内容还是有经验可以让我们借鉴。”

　　劳动法草案经十余次修改后终于成型。1984年，国务院召开连续两天会议对此进行审议。关怀作为专家代表，和两个劳动部的同志一同前去汇报情况。经各方论证，最终通过此草案并提交全国人大。

　　“可惜并没通过，人大认为太超前。比如草案里提到‘劳动合同制度’，但当时很少有‘合同’一说。工人参加工作就是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会说是来和谁订合同的。所以有些观念百姓接受不了。”关怀讲述了当时情形：“于是领导提出只能试用劳动合同，要等人们转变观念才可全面实行。草案也就被打回来。”

　　起草工作又被搁置下来，这一搁又是几年。但在此期间的每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都有代表、委员发出劳动立法的呼声。最激烈时有33名政协委员联名要求制定劳动法。

　　“当时呼声可谓尖锐。那时我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多部法律，于是有人措辞严厉地说：‘猴子都有法律保护，我们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怎能无法保护’，一时间这话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为顺应社会趋势，1990年劳动法起草小组再次成立。“这次面临的大环境宽松了许多”，关怀微笑道：“当时党提出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老百姓对许多劳动制度从观念上已能适应，所以这次我们一切都算顺利。”

　　1994年7月5日劳动法草案在经前后三十多稿后，终于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