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神话传说为何留存不多

　　先秦典籍中，《尚书》篇章内容大抵为三代君主对臣下的誓、命、训、诰之类，少有与神话相关内容。《诗经》中保留了一些与商族、周族始祖诞生等相关的神话传说，但与宗庙祭祀相关的“颂”总共也只有40篇，占全书305篇的很小部分。当然这也可能是经过孔子等儒家删订的结果。唯有《楚辞》中保留了较多瑰丽奇异的远古神话传说，特别是《九歌》《天问》等篇，而它代表的楚文化在汉以前并不属于华夏核心文化圈。

　　身为商族后裔却声言“吾从周”的孔子显然是个理性主义者。《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尤其是一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更是道破其并不相信“神在”的本心。孔子的态度直接确立了儒家对神话传说的消极立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在这极端专制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政策中，最严重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被处以最严厉的处罚：灭族。秦始皇时代的“古”无非是指夏商周三代及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而那正是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因此这条禁令堪称是当时官方神话文献和民间神话传说的“催命符”。好在秦祚不长、二世而亡，想必当时仍应残存着不少关于神话传说的民间记忆。

　　然而，秦汉之际的战乱平息不久，汉武帝出于长治久安的政治考量，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由此一举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正统思想，其间虽有佛、道等思想介入，但儒家的思想主体直到近代从未改变。该政策对形成中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维系国家统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与“焚书”一样，都对神话传说赖以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

　　从此，神话在中国官方主流文化中的地位被彻底边缘化，众多神话湮没失传，少量借助民俗传承而苟延残喘。与之相应的宗教意识形态也一直发育不太成熟，源远流长的传统鬼神信仰（巫）亦仅局限于民间。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我国以汉族为主的现存神话体系是支离破碎的，缺少完整的“神族”谱系，而且广泛存在本土原生神话与外来传入神话混杂演变的现象，形成神话传说领域的“层垒造神”现象（即时代越晚对远古神话的描述越详细——编者注）。

　　（三）残存的神话也隐含史实

　　虽然留存甚少，但是这些零星的神话传说，对探讨我们民族的童年意识甚至童年记忆仍具有重要价值。

　　克里特、迈锡尼、特洛伊等地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荷马史诗》等传承的诸多古希腊神话传说是与真实历史混杂、纠缠在一起的，如米诺斯迷宫、特洛伊战争等，仔细剥去其神话外衣，就裸露出历史的原形。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同样也是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古本《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等均有相关记述：古时（或直指尧时）曾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导致大地苦旱庄稼焦枯，善射英雄大羿（或言其为东夷首领“夷羿”）为解民困，挺身而出射落九个太阳，天下方复归常态。

　　由文献记载可知：三代时的夏族人是尊崇太阳的，以之为君王的象征。比如夏朝的亡国之君夏后桀骄奢淫逸、暴虐无道，《尚书·汤誓》记载当时的民谣“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将夏桀比作酷烈的太阳。《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取夏而代之后，商王武乙尝“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射日”。夏亡以后，《史记·夏本纪》载“汤封夏之后后，至周封于杞也”，故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作为夏遗民的杞人，偏偏留下了“杞人忧天”的成语，恐怕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夏人尊崇太阳的传统理念，杞人所“忧”，大者应是亡国后的悲哀，小者也许只是连日阴雨不见太阳的焦虑，只不过被《列子》错误解读了。

　　据《史记·夏本纪》，夏朝建立不久刚传位至第二代，即发生了“太康失国”的重大事件，太康因荒嬉被逐，其弟“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羲和是帝俊之妻，生十日而居扶桑，每日轮流值日。“废时乱日”似与十日并出、后羿射日有关。《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之言：“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此即“后羿代夏”，而夏后仲康应是后羿的傀儡。后羿晚年因耽于田猎，重蹈太康覆辙，被部下寒浞杀害篡位，寒浞之子杀了仲康之子夏后相，相的遗腹子少康长大后在母族和友族支持下攻灭了寒浞父子，最终复位为夏后，史称“少康中兴”。在这近百年的剧烈动乱中，不仅夏后世系命悬一线，整个夏族也元气大伤。

　　关于夏代的考古学探索一直是个热点。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代中晚期都城所在。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这里已发现了宫殿建筑群、贵族居住区、手工作坊群、中小墓葬群等遗址，是我国同时期最大的都邑。也有部分学者因尚未发现文字、不能直接证明其与夏代的关系而对其是否为夏代都城持谨慎态度。

　　历时4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于2000年发布了《阶段成果报告》，综合判定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而二里头遗址1—4期的碳14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另有公元前1750—前1520年之说），属于夏代中后期。

　　而且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有明显来自东夷的文化因素，比如其出土的鬶、觚、折盘豆、单耳杯、三足盘等陶器，不见于此前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与山东龙山文化中的同类陶器相似，应该是来源于后者。

　　因此，李伯谦先生很早就研究指出：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学文化是“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他后来又进一步判定，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密县新砦期遗址，即是“后羿代夏”至“少康中兴”期间的物质遗存。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读硕士研究生时始以三代青铜器纹饰为研究方向。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青铜器，限于当时铸造技术水平，大部分光素无纹，小部分只有弦纹和连珠纹两种装饰，因而特别珍稀。笔者当时大胆推测，夏代青铜器上的连珠纹应该是后来商代部分青铜器上象征火的“囧纹”（也有学者认为其是象征水的“圆涡纹”）的前身；夏代青铜器上连珠纹的数量虽然未必恰为十个，但有可能是“十日”（也许再加上帝俊、羲和）的象征。再进而联想到“羿射十日中其九日”的神话传说，推测该神话可能是在少康复国后的高压环境里，东夷族在“羲和生十日而轮流值日”的上古神话基础上加工而成，以此隐晦反映“后羿代夏”这段曲折史实，以传承本族历史、缅怀后羿功绩。秦以后东夷文化融入华夏主体文化并广为传播，“后羿射日”才逐渐失去隐喻，成为脱离史实的单纯神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然界的确存在“数日并出”的奇观，这其实是自然界的一种大气光学现象，气象学家称之为“幻日”现象。比如，2006年3月3日在我国黑龙江大庆市就出现了“四日并出”现象，2013年11月1日在内蒙古赤峰市又出现了“五日并出”现象。这说明古人的想象终究还是难以完全脱离现实的影子。

　　总之，神话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隐含历史或文化的密码，应该大力加强挖掘、搜集、整理与研究。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向哪里去？”这是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都感兴趣的三大终极问题，也是从事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学者责无旁贷应该关注的课题。

　　（作者：段勇，系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