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提到“软实力”一词，我们便会想到约瑟夫·奈，他生于1937年，1964年获哈佛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和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哈弗大学教授。从学者的研究著作到网络新闻，从官方话语到街谈巷议，“软实力”这个词汇可谓频频“出镜”。其实，“软实力”这一概念就是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在《谁与争锋：变化中的美国力量本质》首次提出的，数年后，他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该书中文版由吴晓辉、钱程译出，东方出版社2005年出版。书名是“软力量”即“软实力”）中对这一概念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且不论约瑟夫·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软力量的分析是否准确，也不论他对如何通过公共外交施展软力量提出的建议以及为应对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挑战开出的处方是否能够奏效，我想，最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他为我们研究“大国”和“综合国力”问题提供了一重新的维度和视角。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在如何评估“综合国力”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如“经济+军事”、“经济+军事+人口”等。然而，约瑟夫·奈提醒我们，“软力量”是评价综合国力和大国的一项重要指标。

　　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其实，这三种资源都从属于广义的“文化”的内容，具体体现为“道德文化”、“制度文化”和“外交文化”。约瑟夫·奈并非先知先觉，之前虽未有人提出这一概念，但历史上的很多大国都十分注重构建和使用“软力量”。以中国唐代为例，除了凭借“拥雄兵于关中以驭天下”的军事实力和“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经济实力外，它不也正是凭借当时最先进的语言文字文化、律令制度（属于“制度文化”）以及“恩威并施，怀柔以治”的外交风格和手段才建立起前人无法企及，后代华夏子孙欣羡不已的“东亚中华文化圈”吗？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固然与他的盖世武功和能征善战的高超军事才能密不可分，但想来周边民族不只是震慑于当时唐王朝的军事力量吧？然而至明清时代，业已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强化和闭关锁国的“坐井观天”，心态阻碍了我们与外部的正常交往，阻碍了我们文化创新的进步，更断送了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可以说，中国后来的落后就是文化落后和创造力枯竭的结果。

　　好在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没有放弃，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的中国正在崛起，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毋庸讳言，我们的“软力量”与“硬力量”并不相称，这是必须反思的。“软力量”即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核心又在于“人”。窃以为，想提升“软力量”，我们应做到如下两点：在国内，深入认识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继续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鼓励创新，坚持“改革开放”，为优秀人才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搭建良性的互动平台，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思想和科技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做到“睦邻、惠临、安临”，同时在国际上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真正展现负责任的大国的风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是经济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的复兴，中国的崛起也必将是“软”“硬”力量的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