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朱子学在此背景下是否遇冷？近年来，有人穿起汉服，国学热升温。朱熹思想对于当代文化还有现实价值吗？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乐爱国，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首席专家。带着以上这些话题，记者近日走进厦大，向乐爱国教授请教。

　　◆朱熹在民国时期不招人待见吗？

　　出乎今天许多人的想象，乐爱国教授说，在五四时期那个儒学受到挑战的年代，出现了两部以《朱子》为题的儿童读物。两位编者，一位是中国童话开山祖师孙毓修，一位是新潮作家章衣萍；两个版本都畅销11年，几乎每年再版一次。

　　关于朱熹生平事迹的阐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去世20年之后，门人黄榦所撰的《朱文公行状》，《宋史·朱熹传》、《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等均以此为依据。乐爱国教授说，这些史料和几本朱熹年谱虽然有“为尊者讳”的成分，但800多年来，人们对朱熹的德行并无太多争议。

　　《宋史》记载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十大罪状，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等。乐爱国教授说，这些只是指控，并未坐实。直到民国时期，章衣萍以写三角恋小说《情书一束》成名，但他笔下的朱熹仍是正面的。

　　民国时期学人吴其昌说，朱熹有“求真”、“求疑”、“鉴别真伪”等治学态度。史学家白寿彝很佩服朱熹读书的能力：读书主张专一，有博学的本领，加以怀疑精神，根本不预先存一个信仰的成见，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剥审问，致使一批批伪书体无完肤。

　　孔子评《诗经》三百“思无邪”，周予同、傅斯年等人从朱熹的《诗集传》看出几分道气，但也肯定朱熹敢直言二十四篇就是“淫奔诗”，这点最能表现他的怀疑精神。

　　“这些至少说明，在民国时期，朱熹仍是受到多数文人以及社会读者所推崇的人物，把他当作教育下一代的典范。”乐爱国教授认为，有关朱熹的不实之词多出自今人之口，“他为人并不虚伪，只是学术气重，反而显得有点率真。”

　　◆朱熹是什么样的人？

　　白寿彝说过：“我们研究朱熹，对于‘朱熹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有先解决之必要。”

　　在漳州任知府期间，朱熹提出核实田亩、随地纳税的“经界”，以减轻农民负担，遭到利益集团反对，一年后离任。纵观其仕宦历史，白寿彝认为，朱熹对当时民生凋敝、朝野营私舞弊等都有明白认识，也能说出根本的解决办法，“朱熹对于政治，有一个最基本的见解，就

　　是：治国平天下，须先从正心诚意起”。

　　“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令今人炮轰朱熹“吃人”，但乐爱国教授认为“天理人欲”思想既具有心性论或伦理学的价值，也具有政治哲学的价值。民国时期学者李相显的著作《朱子哲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朱子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说的。

　　“不同时代有不同语境，对某句话进行概念性解读，可能产生诸多误解。”乐爱国教授举个例子，民国时期有人抨击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语，学者贺麟反驳道：“今日许多爱国志士宁被敌人杀害而不失其爱国之节，今日许多穷教授宁贫病致死而不失其忠于教育和学术之节，都是在有意无意间遵循着程颐的遗训。”

　　朱熹考中进士后的50年里，到外地做官有27年，在朝中做官才40天，家里常常断粮，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朱熹生前并非是一个已被树起来的‘圣人’，只是一个落魄的学者而已。”乐爱国教授说，朱熹去世后，靠门人说项，才获得朝廷谥名追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子学才正式成为元明清三代官方哲学。乐爱国教授说：“这也说明，朱熹是有真学问的，人品也经得起官方检验，谁会立一个有争议的人做标杆？”

　　◆像牛顿一样爱思考的朱熹

　　“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如果没读过《朱子语类》，谁会想到800多年前的朱老夫子，会像坐在苹果树下的牛顿般“胡思乱想”？

　　黄榦称其师“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乐爱国教授说，朱熹研究过自然，因此，当今有不少学者研究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这一研究至少应追溯到晚清唐才常所撰的《〈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

　　清朝光绪年间，唐才常与谭嗣同在湖南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唐才常曾发表文章，对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述中与西方科学的相似之处做出阐释，如在“天学”中列举《朱子语类》：“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

　　外，而地不随之以动耶？”唐才常认为，“地动之说，朱子已发其端”。

　　乐爱国教授说，唐才常虽为朱子学的研究开辟新视角，但只是通过列举的方式，没有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概括，“胡适最早从朱子学中发掘其科学精神之内涵，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原指道德修养方法。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将“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之后，一些与西方科技有关的著作开始以“格物”题名，并由此向“科学”这一概念过渡。

　　自清末民初开始，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问题产生兴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对朱熹十分崇敬，甚至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程朱对于“格物”的解释“十分接近归纳方法”。至于有了这种方法，为什么科学会落后，原因有三：“科学的工具器械不够用”、“没有科学应用的需要”、“他们既不讲实用，又不能有纯粹的爱真理的态度”。

　　吴其昌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不幸南宋所谓‘理学家’者，无一具晦翁（朱子）之头脑，相率而误入歧途，复归于清谈”。

　　◆朱子学缘何走红民国时期？

　　要说民国学人对朱子学的推崇，有则逸闻颇能说明火爆程度。这一时期研究朱子哲学最大部头著作，是李相显60万字的《朱子哲学》。时遇日寇烧杀，家院起火，家人劝李相显外逃，他说：“独不闻黑格尔之往事，当法军入耶拿，犹执笔写作如故乎？朱子哲学若不脱稿，绝对不出大门。”

　　伏尔泰推崇孔子，但黑格尔认为《论语》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乐爱国教授说，民国时期许多学人认为朱子学内涵现代科学精神，特别是其“求真”、“求疑”精神，可以拿出来和西方哲学对话，显示“民族自信”，像贺麟把朱熹、黑格尔作比较，认为两人都强调“心与理一”，李石岑把朱子比作中国哲学史上的康德。

　　孔子讲要孝敬父母，可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朱熹提出“世道人心”的概念，认为孝之

　　天分实际就是“天理”，源自人间亲情的孝，不只具有道德情感的意义，还成为天理所寓的义务和天职。乐爱国教授说，程朱理学寻求形而上的依据，以解决形而下的问题，这个论辩过程就有了哲学的味道。

　　北宋张载提出“为往圣继绝学”，乐爱国教授说这个“绝”并非“好”的意思，而是说明当时儒学已没落。民国时期许多学人认为公元12世纪“新儒学”开山宗师是朱熹，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研究朱子学，是一项“接火种”的工作。

　　就当时社会形势而言，汤用彤等民国时期学人推崇朱子学，认为朱熹“穷理”之说要比王阳明“良知”之说更接近于社会现实，贺麟就热情洋溢写道：“试看宋以后义烈彪炳民族史上的大贤，如文天祥，如方孝孺，如史可法，皆是受宋儒熏陶培植的人才。”

　　贺麟（1902-1992年），曾赴美国、德国留学，解放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后调至中科院从事哲学研究。对于当年“打倒孔家店”对儒学造成的冲击，他认为这恰恰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新文化运动最大贡献在于扫除儒学僵化的躯壳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显露孔孟程朱的真面目。

　　人物简介

　　乐爱国，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宋明理学、朱子学。

　　主持课题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朱熹《中庸》学研究”、中国社科院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子课题“儒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重大研究项目“朱子学研究丛书”等。出版著作有《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宋代的儒学与科学》、《为天地立心：张载自然观》、《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管子的科技思想》、《王廷相评传》（合著）等，主编“朱子学研究丛书（《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朱子与闽学》、《朱子学与徽学》）”。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有关朱子学论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