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生产力

　　包世臣在中青年时期始终相信清朝农业经济的生产率比人们想象的要高，并坚信按照他的方法可使经济快速回归健康状态。他对数字有强烈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朝经济的量化分析，不逊于最精细的经济分析师对“乾隆盛世”的观察。他说：“天下之土养天下之民，至给也；人多则生者愈众，庶为富基。今天下旷土虽不甚多，而力作率不如法。”面对同代人洪亮吉对于人口膨胀恶果的担心，包世臣重申了一个经典的儒家治国信条：以人胜天。

　　在青年时期的乌托邦式著作《说储》中，包世臣通过一系列数据指出：内地或者说是北至长城、西至嘉峪关、东到大海、南至西南边境的可直接课税征役的王治之地总共3600平方里，或者是6,868,800,000亩。假定其中40%是山、水、城镇和村庄，总共大约有4,121,280,000亩可耕地。在人口方面，自从清帝国摆脱多年以来的军事破坏，人口在盛世中迅增到7亿。如果排除工匠、商人、军人和其他非农业人口，每个农民平均有5亩土地，实际净产出约8担。

　　把包世臣的数据和预测与现代学者郭松义关于晚期帝国人口和经济的研究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郭用1812年的官方统计是791,525,000亩，转换为市亩共有1,050,436,000亩，也就是不到包世臣估算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郭估计1812年的人口为3亿5千万，是包估计7亿的一半。郭估计的每年每亩的谷物产量略低，但他的统计中每个农民单产更低。最重要的是，在郭看来，在包世臣写作年代1801年的数十年之前人均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都在下降，并且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继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但包世臣对此多有忽视。

　　将私产与饥荒救济相关联

　　包世臣声称自己崇信私权。他关于私人财产方面最引人瞩目的观点是将之与自然资源和饥荒救济政策相关联。

　　包世臣在《说储》这篇专题论文中论述了盐业垄断问题。盐为“天地之藏”，是属所有民众的公产，在集体利益方面应该由国家管理。他结合关于自然资源集体所有权的讨论，主张建立分散式的私人商业管理模式：商家通过竞标方式来获得配盐合约，这比交付给世袭的官方盐商更为高效。这一建议为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两淮盐税改革成功采用。如此，既可以通过竞争使消费者低价购盐，也可以给商人带来更多利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盐税收入。

　　第二个重要的政策领域是供应。在这方面包世臣关于私有产权的坚持有所妥协，特别是事涉处理饥荒问题时。在青年时期，他写过一篇以保甲制度为题的文章，试图把这种古老的制度变成财富再分配的渠道。根据家庭成员的人均耕地面积、牲畜拥有量和其他因素，家庭被发放类似于“等级标签”的门牌。富室被要求根据其等级来储存粮食：富室三年、小康之家两年、上户一年、中户半年。每个家庭在这些数量以外的粮食都可以出售以保证当地市场的适当供应。

　　在正常的状态下，财富再分配是在亲属中进行的。如果富户接济穷亲，将会被称为“义户”，这一荣誉标识将会被刻在其门牌上。那些吝啬而不遵劝服的富户将被蔑称为“不友”，如果连续几年如此就会面临被逐出社区的危险。在荒年的第11个月，县令将发布“制钞”给最贫困的家庭，授权他们向富裕邻居寻求贷款或谷物。包世臣还准备将这一计划扩展到更高层面，将县进行分级，州府长官在需要进行分配救济时就可以将县纳入进来。包世臣称这种制度为“派给”。

　　然而，在实践中无论是基于顾问还是管理者的角色，包世臣的措施都因为不够彻底和过于理想化而面临重重困难。在1814-1815年，当他的第二故乡南京遭遇饥荒时，其财富再分配理论首次得到检验。

　　嘉庆16年7月24日，两江总督百龄在南京钟山书院召开会议讨论包世臣“率富抑贫”的计划。出席的有翰林秦承业、尚书方葆岩、布政使、盐运使、南京知府、把南京城和郊区分开的上元和江宁两个县的县令。经过讨论，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救灾计划。第一，盐运使从盐仓中拨出15,000石盐在当地市场平粜。第二，百龄命令省财政部门拨出60,000两向城外运河边的32个大米加工厂购买粮食。最后，还决定全面动员富户义赈。劝捐成效显著，城中四个巨富之户直接捐赠100,000两，其他100户富人最终每家捐赠近5,000两，共募集177,000两。

　　但从一开始这个救灾计划就为一些问题所困扰。在谁负责这个救灾计划的问题上，地方官员邱树棠认为应按“民捐官办”，而其他人认为“民捐民办”更为妥当。后在方尚书的斡旋下达成妥协，将27,000两直接委托给两位县令，余下的150,000委托给由24位由士绅组成的委员会分配给乡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谁有资格接受救济。官员们有的认为应该救济城市居民，至于外来乡民应该自行离开，自谋生路。包世臣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声称“四乡为城之本”，外地来的饥荒难民在城里应该得到直接救济，而不是阻止他们入城。最后，他的意见得到执行，据统计有89,000位农村居民和其他9,000位难民得到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