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在开头，我就提到现代往往将包世臣的政策观点与西方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比较予以解读，但也许用中性的“功利主义”来描述包的立场更符实际。这至少包括三方面：第一，坚决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第二，与18世纪中期的治世能臣一样，他一直强调减轻税收压力和农业人口的其他负担。第三，较有创新意识的是，他一直持续地、真切地、急迫地提倡维持“国力”的重要性。

　　1846年，包世臣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试图总结自己的事业生涯和政经大略。朋友说自己十分赞同包世臣用坦率的方式去鼓励人们逐利，但在当时的文人风气中，专注于此会被认为是过于琐碎和毫无价值的。包欣然承认“言利”是其一生中关注的最重要的主题。关于如何减少“公费”、如何根除“陋规”、如何发挥“地利”，这些都是关于利益的说辞。同样，盐政改革，漕粮海运，许多政策多由包提出由他人来予以实施。还有采用钞币作为缓解银荒和手段，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复宣讲，但未获采纳。他甚至还呼吁建立地方的行政基金，避免朘削人民。他主张努力救济饥荒，以免人们抛荒土地。这些政策看起来都是大公“利他”，实际上也是在“言利”。在每一个政策领域，他发现一个共同的障碍：不法官员和其他奸人在窃取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他所设计的每个政策本质上都期望能“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

　　众所周知，包世臣是一个深具影响力的政策提出者，但他在具体实践中，无论是1814年在南京城充当处理饥荒问题的顾问还是1838年在新喻县处理当地财政问题，差不多都是一个失败者。他沉迷于数字，在清朝中期没有任何其他政策分析者与之匹敌，但他达到这些数字目标的方法是漫不经心的。公平而言，他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可以通过精心管理而持续提高的基本信心是错位的。

　　包世臣的成年生活和研究论著跨越两个主要危机时期：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乾嘉过渡时期（这一代改革家有洪亮吉、严如熤、陶澍和稍后的魏源）和19世纪中期的大叛乱时期（这一代的胡林翼、曾国藩和稍后的冯桂芬）。在半个世纪的著作中，他一直表现出对农民的同情并考虑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在后一个问题上，后世改革者比前代改革者思考更为深刻，包世臣多少领先于他的时代。他同样不断努力根除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中间剥削者。这也是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们长期关注的问题，此类事务在19世纪中期一直困扰着他们。如果说包世臣在著作中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的话，从“嘉庆中兴”的急进年代到苦苦支撑的晚年阶段，他年青时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其实在逐步消逝。在1846年的著作中，他发现民生困苦和国计枯竭比以往更甚，每况愈下，日益严重。尽管曾拥有深远的影响力，也有一些政策得到成功的实践，但到19世纪中期此类问题仍屡见不鲜。他所担心的问题并未变得更好，只是变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