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商业

　　在他早期的文章《农政》中，包世臣运用所知的所有农业实践知识来具体规划帝国农业持续发展的愿景，意在争取让官员们了解农村人口面临的潜在危机，增进官员们的农业知识并参与农业实践。农政，要由政府自身行动开始。包世臣引用《论语》、《孟子》中诸多关于政府必须尊重农时的著名论述，并将“先王”视农业为“本政”与晚近统治者的大意疏农相比较。帝国利益受损易带来铺张浪费、农业技术低下、忽视礼制等问题，同时也可看到不少农耕定居家庭流离失所，变成“寓民”。地方官和文人毫不关心农业，他们大多数根本不知如何务农，不知稼穑艰难，只耽于文字游戏和空谈性命之学。正如该文中所提到的农业专家，“不以为小民治之”。

　　包世臣认为，指导农业是官员的职责所在。官员应努力了解当地耕作习惯（“土风”），但不必事必躬亲去带领百姓如何地尽其利。种地必须因地制宜，应作稻田的不应改成旱地。有迹象表明本土大宗商品价格似乎不正常：例如粮食廉价但火柴昂贵，牲畜丰富但服装稀缺。在这些情况下，官员们深厚的知识和土风经验就有用武之地，将有助于纾解“民困”，强化“国脉”。

　　包世臣一直强调农为百业之首，但不能被理解成贬低商业。他的主要忧虑不是农民弃农经商，而是担心他们成为“游民”。他经常使用“四民”（士、农、工、商四种职业）这一术语来表明商人和工匠在清代多部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纳税相对较少）。他认为农业并不是单纯自给自足的，相反，它还是商业市场和经济作物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在冗长的《农政》手册中，他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蚕桑、养种、树植和畜牧等业的描述不厌其详。在《说储》中，他提出应该废除国内所有关卡以便所有商品能流通全国，“均货便农”。

　　然而，包世臣不同意赋予农民选择农作物和分配土地的完全自由。他断然反对将潜在的生产性资源用于罪恶的烟草与酿酒业。以前的治国者和改革家对此也多有类似批评，包世臣则用数字对此作了阐释。他指出中国烟草原本仰赖进口，到16世纪开始在国内种植。过去几十年内只有20%-30%的人口在使用，如今无处不在。他计算每天每个抽烟者要花费不少于7到8个铜板，十个人的大家庭每年就会花费几十两银子。此外，还有不少生产粮食的土地转而种植烟草。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一块种植烟草的土地需要约50个工作日,而稻田仅需8-9个工作日，旱地或棉花地需12-13个工作日。据此推算，种植烟草需花费的劳动工时是稻谷的六倍之多，这还不包括收获之后的加工时间。

　　酒在古代仅用为礼仪或药用，如今在苏州这样的富裕之地酒香遍地。包世臣继续计算用于酿酒的谷物数量（包括大米、高粱、小麦），并与苏州成年男子每天消费的酒和粮食进行对比。据其估计，苏州成年男子每天平均消费的酒是大米的7-8倍，大约是小米的2倍。喝酒也等于是在消耗粮食，仅此一县，浪费粮食的数量就十分惊人。应该像过去一样，加强对私人造酒业的管控。

　　包世臣一直鼓励沿海贸易以促进农产流通。众所周知，在道光年间他作为顾问曾拟定一个详细的计划，即通过商船海运将漕粮北送京城。的确，在20多年前的1804年，他就提出从大运河转向海运的方案，好不容易消除关于成本过高的担心，又因顾虑“盗贼”、“风潮”等因素推迟。值得庆幸的是1815年他开放沿海商业农产品贸易主张在苏北的海州得到实行。

　　国内沿海贸易之外，海外贸易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面。包世臣一度反对海外贸易，要因在于保护国内的纺织生产者，还在于防奢。不过到了1820年，包世臣明显削弱了对海外贸易的批评，转而认为鸦片进口是帝国面临的最邪恶的敌人。烟草和酒是对“本富”的巨大浪费——其出产需投入大量劳力、土地和肥料；鸦片则是对“末富”或金钱的浪费。“外夷”生产和出口鸦片到中国，是为杀死国人。尽管朝廷明令禁止，但在最近几年里鸦片之害已经几乎蔓延到帝国每个角落。仅在苏州城里，就有超过100,000名吸食者，每盎司鸦片的价格是4两。假设每个吸食者每天在鸦片上花费大约0.1两，仅仅这个城市每天就要花费10,000两用于鸦片消费，一年则达惊人的三四百万两。按帝国整体计，全国的城市每年鸦片耗费达至1亿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垄断的盐课和关税收入合计每年不超过4千万两，所以流失到外夷的白银超过了国内税额的两倍还多。因为银是中国国内交易的主要货币，国内银矿出产有限，白银外流直接导致国内市场的银根紧缩。这实际上是“虚中实外”——中国的实际财富被掏空，外夷反藉此而致富。到19世纪30年代，包世臣更加尖锐地指出，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所导致的银贵钱贱问题引发了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包世臣在补救措施中并不打算削减对外贸易，其主张变得更为平和。事实上，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他有段时间曾在粤海关充任顾问。在一些书信中，他观察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趋势。他仍然提醒反帝官员和学者们，外国进口商品会冲击本地手工产品的市场需求。这次的商品不再是新奇的自鸣钟表或简单诱人的鸦片，而是由工厂出产的量多低廉的必需消费品。包世臣观察到这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民的副业收入已经完全依靠棉纺织业，他们赖此纳税及弥补家庭开支。近年以来，外国机织棉布已经充斥中国市场，本地手工织布的价格几乎削减了三分之二。他哀叹道，江南家庭棉布手工业已经名存实亡，棉花商很少到农村去进行交易。虽然包再次寄望于税收和货币改革来力挽时艰，但是开放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