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货币改革

　　1801年白莲教运动结束之后，包世臣游历江南，他为农民背负苛赋重税的痛苦所震惊。他回忆说，人们宁愿选择“尝死”来抵制税负的重压。这次经历在他一生中都挥之不去。游历后，他写下一篇关于农业管理的长文，认为纾解农民困境最紧急和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减轻农业税。

　　在《说储》中，包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法是将国家财政的来源由农业转向商业部门。他的计划呼呼每年减少10,000,000两的土地税。在包世臣一生以实用为特征的农业改良主义中，削减农业税负是他最为重要的目标。他相信“生财之大道”是尽量不要干涉私人的、生产性的活动，尽量通过无形之手使公私得利，民财富裕。他对民众身负重税深表同情，但他在税收改革中从未寻求以损害国家利益来造福民众。他认为税收和货币改革应该同时进行：上利国，下利民；利国便民；或像本世纪末的改革家冯桂芬的预测——利民同时亦可富国。

　　在19世纪20年代，包世臣曾与平湖知县赵林甫讨论这些问题。包世臣了解到漕粮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政策难题，也是最难改革的。困难不是在于起因不明：正是腐败的地方官员抽走了下自百姓上至国家的税收（以及漕运系统工人的合法收入）。问题的存因亦非法律不完备，而只是五百年来积习滥用所致。亦非无解决之道：即使没有采用包世臣所提出的海运方案，只要建立更多的屯田并避免地方官员干预就可以省去许多花在腐败上的开销，也可以有效降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税率。问题在于，这需要一部分优秀官员加以协调并做出英雄式的努力来兴利除弊。

　　包世臣一直极其关注税负上升与货币管理不当的关系。1820年，他写道：在久远的黄帝时期就发明了货币，以之为调节余缺的手段，从而厚植“民财”。然而，现在银根倾斜，铜钱兑换使之产生负面作用。在农业商品化不断增强的时代，农民深受恶化的价格剪刀差之害：他们用铜钱来计算开支，而商人用白银进行交易。这样，尽管白银只是“末富”，谷物是“本富”，但后者的价值却受到前者的重大影响。官员的职责应是努力明智地把银与铜的兑换率控制在1:1000左右。

　　后来，包世臣更趋于把货币失衡与税收负担问题相联系。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他写下对货币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的专论《银荒小补说》。包指出，帝国里许多地方的农民虽然用银来评估税收，但实际上是用铜钱来进行支付。尽管银与铜的标准兑换率是1:1000，但市场比率达到1:1630，税吏经常使用1:1800或更高的兑换率。因此，农民所支付的税收价格并没有真实反映出银铜兑换率的扭曲状况，且越来越受税收负担的压榨。包世臣益发认为取消银的货币地位是可能的。他主张发行纸钞来解决不断恶化的银铜兑换率。1846年，在长江下游市场上的银和铜兑换率约是1:2000，他还补充说官员在征税和漕粮时的兑换率可能高达1:3000，远超过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迫使农民放弃农业。他坚持认为政府应以铜币作为唯一的记账货币并主张引入纸币，但在1845年道光朝廷认为这可能会影响白银稳定，排除了这些方法。

　　终其一生，包世臣都是在建议他人如何进行各种农业改革。1838-1839年，他在64岁的时候终于得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机会去真正推行自己的政策，他得到江西一个候补知县的职位。新喻县虽被归类为易治而富裕的“兼优”类地区，但在1838年全然名不副实。当地民众和各种上级官员如地方官、漕运官员、布政使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地方发展备受困扰，已经多年拖欠漕赋。农村有产者反对高出数倍的用费和漕规，银铜比价状况也极为糟糕，关于税收和商业诉讼的案子积压如山。当地一些精英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协助平抑银铜比价膨胀的基金，但目前就如何分配认购款项争论不休。负责税收的皂役令人厌恶并常遭遇暴力抵抗。当地民众不满的一个特殊原因是文庙被当成了漕粮的收纳仓库。当地两位生员万国俞和胡尚友发起请愿以解雇漕运使，布政使作出回应称他们为“漕棍”并下令将其逮捕。

　　包世臣寻求以调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他显然未能全然解决新喻县面临的最严重的两个财政问题。他把地方精英们捐纳的基金和县公库资金存放一处，多次尝试与之协商重新分配原来的捐赠，但无济于事。一旦他本人去职，省级官员就可以掌握钱款并随意支配。更糟糕的是万和胡这两个“暴徒”，包多次试图引导他们到衙门且承诺会将其案情公正上陈更高部门，但他们拒绝服从还逃到邻邑。省里的官员恼羞成怒，转而采用暴力手段解决此事，直接派军队到新喻县将二人逮捕入狱，至少万是死在狱中。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人所在村庄大约有三百户农家的田地被烧为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