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有助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长治久安。法律的背后，都有一套价值理念。在生物安全法的价值体系中，秩序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生物安全法的秩序价值，更侧重于实现安全性和可预见性两方面的内容。

　　作为秩序价值的“安全”，关注的是如何保护人们免受侵害以及如何缓解某些困苦、盛衰和偶然事件的影响。就生物安全法而言，主要包括人体健康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安全三个方面。

　　“可预见”是秩序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生物安全法而言，生物技术相关活动在研究和试验过程中是可控的，也具有可预见性；但进入生产、流通、消费、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等方面影响的可预见性便大大降低。由此，如何科学安排立法内容来应对不可预见性，是生物安全法面临的重大课题。

　　例如，根据各国生物安全法的一般内容，行为主体在从事转基因生物封闭研究或中间试验前，需经过一定的风险评估和审批。一些国家还规定，从事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和销售等活动者，应在产品标签和包装物上注明转基因生物的名称、安全等级、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

　　除秩序价值之外，生物安全法的理念基础还体现在正义价值、效率价值两个方面。

　　一般来说，正义价值居于最高位次，是秩序价值的目标和实质；效率价值是正义价值的重要实现途径，并为秩序价值的实现提供支持。

　　基于上述理念，生物安全法需确立多元目的体系，明确以不损害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为前提。同时，始终贯穿风险预防原则、谨慎发展原则、全程管理原则，并通过预防控制性制度、支持保障性制度（如信息交流制度、公众参与制度、资金支持制度）和恢复补救性制度予以落实。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本文选自《探索与争鸣》“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主题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