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法学家，杰出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劳动法学科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学科奠基人，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关怀教授因病于2014年3月29日17时0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本期人大之子特别将关怀教授的自述刊出，以此悼念关怀教授。

　　关怀（1927—2014），河南偃师人。著名劳动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被誉为“中国劳动法学第一人”。本文回顾了他早期的求学经历及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几十年的经历和见闻，还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人大在劳动法研究方面的奠基地位及参与《劳动法》制定和修改的过程。本次采访时间为2008年11月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本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

　　奔波求学至朝阳大学就读

　　1927年6月3日，我出生在河南省偃师县今河南偃师市。我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毕业后在县里当中学校长，后来又到上蔡县做教育局局长，可不久后染上霍乱而亡。那时母亲也才二十几岁，她是师范毕业生，教小学，艰辛地抚养我和妹妹。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人侵略到河南，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逃到了甘肃。当时有大批的流亡学生到内地后方去，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很多以各个省为中心的国立中学，比如河北的流亡学生在哪里集中，河南省的在哪里集中，这样成立了20几个中学。在西北一带的河南流亡学生，集中在甘肃清水县的国立第十中学。我母亲在学校工作。我在这个学校从小学五年级一直读到抗日战争胜利高中毕业。国立中学的学生享受公费待遇，管吃管住，另外冬、夏各一套衣服。抗战了八年，我在甘肃也读了整整八年，在这期间真正读了一些书。抗战胜利，学校撤销，就不叫国立第十中学了，学生回到原籍。抗日战争期间我是这样度过的。

　　回到河南以后，我在老家教了一年初中英语。我是高中毕业生，那时家境也很困难，我没有到外地读大学的资金，就先工作了。到1947年，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要出来上大学。我到南京、上海考大学。在南京时，我考取了北平朝阳大学。朝阳大学是一个法科学校，成立于民国二年（1912年），为了适应民国建设的需要培养法律人才，当时一些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士组织成立了这个学校。朝阳大学设在北京朝阳门内，以研究法律为中心，有法律系、司法系、经济系，还有专修科等等。在旧中国讲法律，有“南东吴、北朝阳”之说，这两个学校是很著名的。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叫“无朝不成院”，意思是只要有法院，就有朝阳的法律学生。当时朝阳大学的校长是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兼任的，但他在南京，主持工作的是北平的一位校长。朝阳大学原来是在北平，抗日战争期间搬到了成都，后又迁到重庆。这个学校地下党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斗争也很激烈。学校有许多进步的教授，如在重庆时期就有“邓马黄”（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学校返回北平时有陈瑾琨，陈教授后来去了延安，毛主席还接见了他。

　　投身学生运动，奔赴解放区

　　进入朝阳大学后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当时北平的各个大学都有地下党的力量，朝阳大学地下党的力量也是很强的，学生运动是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开展的。1948年5月，我被吸收为地下党的青年组织“青年工作先锋队”的成员，地下党员王开疆同志领导我参加活动。当时的主要活动是学习党的一些文件和搞游行示威，搞请愿，包括到中南海大门口摇旗呐喊，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反内战、反迫害，要求民主、自由。国民党的军警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的学生，有些学生就牺牲了。有一张1948年在中南海新华门前面参加游行示威的照片，是我在队伍中呼口号的留影。这个照片是当时游行期间拍摄的。解放以后全国学联在中山公园举行学生运动图片展，法律系的学生跟我说：“关老师，我们在中山公园看到您解放前在新华门外参加游行示威的照片了。”他们跟我讲了以后，我到中山公园去看了，但没有从展览处要到照片。后来也不知道学联是怎么保存的。当时有很多社团，都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参加的是朝阳大学新诗社。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各个大学的诗社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华北诗歌联合会，还出版了一个地下刊物，叫《诗联丛刊》。我是朝阳大学参加华北诗联的编委，我们的工作地点在沙滩北大红楼的地下室，在那里我们经常开会。每次审稿，各个大学的诗社带来自己的稿子，编一个地下刊物，印刷后发到各个方面。学校里还有我们的诗刊墙报，每次出刊都占有很大一块墙壁，引人注目。我们以诗的形式来抗议暴行、反映民主要求等等。此外，还参加一些演出和庆祝活动，如五四青年节的活动。另外还经常参加一些集会，有时候我参加朗诵。我还参加了合唱团，地下党员孙国华是合唱团的指挥，我是合唱团的朗诵员。在集会期间，有时候我朗诵自己的诗篇，以诗歌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例如国民党败退河南省当时的省会开封以后，对开封狂轰滥炸，致民众死伤无数，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这个时候在北大民主广场开了一个抗议大会，各个大学的师生聚集在那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清华大学的冯友兰教授是河南人，他在会上讲话，我也曾代表朝阳大学的同学们朗诵诗篇，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1948年的春天，我们有两个同学，在北京东四附近一条大街上逛街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盯梢，拉到胡同里猛揍了一顿。他们被三轮车夫抢救，拉回了学校。国民党的这一暴行激起了朝阳师生的愤慨，学校全校集会，抗击暴行，贴了很多的标语。在这个大会上，我也朗诵了抗议的诗篇。当时特务站在后边，但同学们都是义愤填膺，他们也没敢下手。

　　194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搞了一个“8·19”大逮捕，镇压各个大学的进步学生。各个大学的学生都有上黑名单的，朝阳大学也有。国民党的军警到朝阳大学的门口要冲进学校。进步的学生知道以后，就把大门封了，同学们拿着棍棒站岗，谁也不许进来。我们这边把上了黑名单的几位进步同学藏了起来，这样一直僵持到第二天下午。当时的训导主任李贵民是个国民党特务分子，他把国民党军警带到学校的北门冲进来，把这些进步同学带走了，包括孙国华、王舜华等。他们被抓走了以后，大家就盯住李贵民猛追猛打，说：“你这个大坏蛋出卖学生，罪该万死。”他挨打以后就没再来上班，一直病着。后来北京一解放，就把他抓起来了，在镇压反革命分子时枪毙了。

　　当时学校的斗争很尖锐，出现了这个情况后，地下党考虑要保存力量，认为这次抓捕仅仅是第一批，可能还要再来抓人，所以决定转移进步同学到解放区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8·19”大逮捕以后，我提出要求转移到解放区，因为我在这里已经暴露，被盯上了。一开始组织上说这里的斗争很需要人，大家都走了怎么行呢？当我再次提出来要走时，组织上批准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我通过北平西城的一个联络站，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这里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她家有堂屋，旁边是柴房，我们要去解放区的数位同学一起躲在那里，然后一起去。我的头剃得光光的，带着地下党搞的返乡证，化装成小商贩回老家，离开北平，辗转到河北沧县又转到泊头报到。

　　到那里以后，就去办理登记，填写各种材料。第一道程序，改名字。为什么改名字？说斗争的形势需要可能还得到北平，到北平的时候用原来的名字，在解放区用新的名字，这样有利于斗争。我原来叫关家驹，是我祖父起的名字。这时，我就改成了关怀。为什么改成关怀呢？意思是关心人民群众，关怀劳苦大众。后来就问我是工作，还是学习？我说我大学还没毕业，还想继续学习。接待人员说：“那你就到华北大学。”这样，在泊头镇集中了大概一个星期后，就到华北大学去了。从泊头到华北大学还有两三天的路程，因为不通车，都是步行或者坐马车。

　　那时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县，我们经石家庄再到正定，到正定后根据到达的时间编班。当时华北大学分了很多部，第一部是政治学院，还有文艺学院、教育学院。我分配在华北大学第一部28班，宋涛老师是我们的区队长。每一个班有班主任，28班班主任是朱云同志。解放后朱云先在北京工作，后来到东北工作去了。人大经济系的孙健教授跟我一个班，他是从南开大学到华北大学的。在华北大学时，竞选班上的学生会干部，我跟孙健的票数最多。在华北大学党是公开的。这个时候我的地下党青年组织的关系来了，因为有地下党介绍，又是经过斗争考验才到这儿来的，提出入党申请后不久我就被发展入党了。我们班上两个同学同时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在1949年3月履行了入党手续。我在华北大学学习了四个月就毕业了。这期间，我曾报名南下，但未获批准，组织上要求我留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