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党组书记、主席戚永宏和中铁二局工人在一起

　　“两书”形式灵感源于《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和“家长字条”

　　赵涤群在工作阅历上与戚永宏有着某些类似的交集。

　　都从最基层起步，略微不同的是，在未出任县级领导之前，赵涤群当过昆明市寻甸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局长兼旅游局长，“我那个局长其实是四个局的架构，它包含了规划、建设、城管、公用事业、环保四个方面，干了5年多，这个职位涉及一些很棘手的事儿，就是行政执法，它的总要求是要依法、遵规、履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07年4月出任市总副主席后，赵涤群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我分管生产保护部，经常参加市里的安全生产检查，涉及维护职工生命权、健康权的工作，在联合执法过程中，我担任一个工作组的组长，看到市安监局有一份《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发现被检查企业有安全问题或隐患，就下发此书，要求它在规定时间内，按某种规范或标准，整治排除安全隐患，而且这份《指令书》要求对方必须有整改完毕的书面回复，这给我琢磨工会维权的‘两书’提供了思考的角度。”

　　多次参与安监局的联合执法，赵涤群悟到了一个道理，“工会是群团组织，没有行政执法权，但有批评权、建议权和社会监督权，但是，即使是监督，也要有手段，这手段是什么？”

　　从安监局的《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赵涤群觉得可以借鉴它的某些理念和形式，适当改良，为工会维权服务，“以改变以往发现有对职工的侵权现象，只是口头上说说，说完就完，提意见的和接受意见的，都很随意，没有严肃性、正式性的状态。”

　　2011年10月，赵涤群亲自动手设计“两书”，初稿出来后，经验告诉他，涉及维护职工权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涉及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必须有法律人把关，此时，他想到了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我请贵红过来，把初稿给他，和他谈了我的想法，请他把方案细化，拿出一个‘成品’，再向戚主席报告，同时上会研究。”

　　刘贵红1997年7月从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毕业后，先在昆明市的劳动执法监察部门工作了8年，于2005年8月调入昆明市总担任法律工作部部长，这位“70后”，曾在检察院、法院等执法部门实习工作过，从事工会工作敬业、专业、忠诚、点子多，曾先后策划了百名律师入驻昆明市总、争取在市总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庭等项工作，是市总领导甚为倚重的法律专业人才。

　　拿到了赵涤群的稿子，余下的一堆复杂的策划设计就成了他的工作。

　　从此，白天办公室桌案边，家中书案旁，夜里台灯下，刘贵红成为了具体催生“两书”的设计者。

　　2005年5月，与赵涤群同时到市总工会担任领导的还有一位女士，名叫彭萍安。

　　彭萍安的经历相对“简单”。

　　当过小学老师、校长，西山区总工会副主席、主席。

　　2005年5月，调到昆明市总任副主席至今。

　　小学老师的生涯中，彭萍安经常遇到一种情况，“有的孩子有问题，表现不好，需要和他父母交流，我们就写个字条叫孩子带回家交给家长看，条子上没有别的内容，一般只有一句话，就是要家长来学校找我，如果口头叫孩子回家传达口信，一则孩子贪玩忘性大，会忘记，再则不严肃、不正式，可能不会引起家长的重视，这个字条，实际上是发通知给他父母。”

　　别小看这个写字条发通知的行为，它对彭萍安后来配合赵涤群，指导刘贵红等人出台“两书”具有很大意义，因为这个行为和“两书”的模式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已经具有后来“两书”的某些雏形，所以当赵涤群有了“两书”的初步想法，几个人一交流，思想一碰撞的时候，彭萍安就成了“两书”的坚定拥趸者和卖力推动者。

　　她对这种模式太熟悉了。

　　“两书”所以诞生于昆明市总的有利条件还有一个，这就是昆明市总兼有工会领导机关和实战单位的双重角色，“地市级以上的领导机关，指导性强，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等于没有试验田，缺乏基层工会工作的具体感受，出不了想法；地市级以下的工会组织，又太实际了，缺乏领导机关宏观全局的目光，也难以出想法。”

　　行文至此，昆明市总所推出的维权“两书”的大致经络已经凸显——

　　首先是在戚永宏的“跳出工会看工会，跳出工会干工会”的宏观视野要求下，昆明市总必须超越已有成就和必须创新自身的紧迫感，对工会维权工作提出了新视角。

　　其次是赵涤群、彭萍安等市总领导将个人既往的工作经验解码、重置，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重组而形成了清晰的概念。

　　再次是市总党组充分咀嚼了全总关于维权工作坚持“主动、依法、科学”原则的精髓，调动刘贵红等法律人的工作激情，在全会广泛动员，获得全会上下一致支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