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市工会领导视察农民工维权中心，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党组书记、主席戚永宏（右二）、昆明市总常务副主席赵涤群（右三）、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右五）

　　“肌理细腻骨肉匀”：“先礼后兵”携手“软中带硬”

　　“两书”是昆明市总领导对工会维权现实困境的突破，但它首先是对工会维权理论深刻思考的结果。

　　云南工青妇干部学校常务副校长、教授、知名工运理论专家刘驰从5个维度把昆明市总“两书”的理论特色作了解读——

　　“首先，昆明市的‘两书’制度搭建了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制度平台。它把工会维权落到了实处，不再空泛地讲维权，而是实打实地做维权。

　　一方面是工会要深入企业去了解职工的各项权利是否有保障，一方面，职工来访反映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工会接待人员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只是登记一下，就转给有关方面去处理，它倒逼着工会为职工权益去‘冲锋陷阵’。

　　其次，这个制度建立后，工会有了维权预警功能。

　　‘两书’制度不仅仅是在发现问题后的高度和深度介入，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各级工会做‘聪明人’，古人说，‘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视于无形。’就是在职工权益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就提前介入，实施预警性干预，以有效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

　　再次，‘两书’制度客观上‘逼着’工会干部制度性地坚持走群众路线，是目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制度性保障措施。

　　你想，工会干部要发现问题，必须深入厂矿车间职工宿舍等生产生活第一线，深入调查了解，实地踏勘，就是逼着工会干部不能偷懒。

　　第四，‘两书’制度逼着工会干部包括工会主席一定要提高自身的思想、业务、法律素质。

　　‘两书’涉及诸多很专业的各行各业职业规范、要求，涉及许多法律基本常识，工会干部不仅不能开黄腔，还要有水准解决问题，这样被提意见方才会服气，才会配合你工作，其实，提问题、提意见是很需要水平的，能否精准到位、专业地提意见其实也是衡量一个工会是否有水平的指标。

　　全总早些年前就提出，工会干部要成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协调劳动关系专家，这也是纲领性、原则性的要求，昆明市总‘两书’的实施，也是倒逼工会干部的素质向这‘三家’靠拢的具体举措，意义之大，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第五，因为‘建议书’涉及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配合，还逼着各级工会要和党政领导去打交道，理解人家，亲近人家，形成维权合力，不能像以往一样，单打独斗，自行其是。”

　　刘驰还进一步认为，由于“两书”需要积极协调政府管理部门，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给予工会有力的配合，“这就整合了社会资源，调集了行政管理资源、国家法制资源，形成‘大工会’工作格局，从工会主动有为的角度诠释了党委要求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的积极含义。”

　　彭萍安对于刘驰教授的看法很有感触，她讲述了两个自己和基层工会干部通过“两书”获得知识提升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要给一家单位发‘意见书’，需要我签发，内容是要这家单位纠正一个怀孕已达7个多月的女工还在上夜班的侵权问题，其实当时我也不懂到底女职工怀孕多少个月就不能上夜班的法律，赶紧请贵红找《劳动法》保护女职工的内容来看，终于弄懂了。”

　　“西山区的大观酒店工会想给行政就涨工资发‘意见书’，我要他们先做测算，看看到底涨多少合适，要有科学的依据，他们说不会，我叫他们守着餐厅记录，一个星期下来，就知道一共销售了多少桌，老板赚了多少，食材、耗材是多少，有理有据给人提，最后提出每人每月加薪300元，老板爽快答应了。”

　　刘驰说，“‘两书’有两个‘反促’，反促工会干部提升业务法律素质，反促执法部门认真履职。”

　　此外，刘驰还认为，“两书”所具有的形式意义和价值也是不能忽略的，她认为，“人类的语言有口头语和书面语之分，一般而言，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由此而产生的行为也就具有非正式和正式的区别。”

　　“从人的心理上说，口头交流简单便捷，但同时它不具备备忘性、记录性、固定性，因此缺乏正式性和严肃性，心理上容易忽略和忘记，不像书面交流。”

　　“一般来说，书面交流具有认真性、正式性、严肃性、记录性、提示性、备忘性、固定性、证据性、契约性。”

　　“比如，你邀请人吃饭——如婚宴——打个电话或当面招呼一声，”刘驰用宴请打比方，“和发个请柬使被邀请对象对邀请行为的重视度完全不一样，前者一般可来可不来，但后者一般不可拒绝。因为邀请方是严肃的、正式的、半契约的。”

　　“书面交流这个问题的心理基础是，一旦有人给你来了书面交涉后，如果你不回答，除了不礼貌外，更重要的是，这文书带有契约性，第一，你得签收，第二，你得履行，第三，你得有履行的结果。这就给接受者带来了心理压力，从而调整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以严肃认真的心态去履行。”

　　顺着刘驰的思路，刘贵红则认为，“两书”具有抓铁留痕的功能，“因此具有法律上的证据作用和价值。”

　　说到“两书”的形式上的柔性和实质上的硬朗，赵涤群用两个词汇来表述，“一个是先礼后兵，一个是软中带硬。”

　　他说：“‘意见书’在前，就是先来软乎的、礼节性的，‘建议书’在后，就是在你漠视工会‘意见’后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提意见，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中，一直是正当的，受到鼓励的，个人对组织、下级对上级……彼此之间相互都可以提意见，而且，一般而言，大家理解提意见都是善意的，是否中肯还在其次，提意见的形式容易得到被提意见者的接纳和理解，一般不会引起对方激烈的反感。”

　　“我理解，”他进一步解释道，“‘意见书’以书面形式发送，上面有工会主席的签字，有工会的大红印鉴，本身就具备了刘驰教授所说的正式性、严肃性，其次，‘意见书’上明确要求被提‘意见’方必须在10个工作日对所提‘意见’进行书面回复，客观上有军事、外交上的‘通牒’意味，所以是软中带硬。”

　　彭萍安说得更直接，“‘意见书’是橡皮子弹，‘建议书’是真子弹，用安宁市总主席王梅的话说，第一枪警告你，第二枪要你命。”

　　显然，“两书”具有不怒而威的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