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总原副主席、现市总调研员赵春华中秋慰问一线职工

　　彭萍安扬戈跃马：剑指护士怀孕7个多月还“被上夜班”

　　“两书”工作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市总领导明白，一个新事物，一项新工作，首先要做出一个模板，大伙儿才能“依葫芦画瓢”，而且这个阶段是必然和必须的。

　　2012年1月初，市总接到一家肾病医院职工“线报”，说有个护士怀孕已经7个多月了还在被要求上夜班，他们感到这似乎有问题。

　　赵涤群、彭萍安觉得这是一个给下级工会展示怎样开展“两书”维权的一个好机会，于是就决定由市总来做这个案例，赵涤群说，“并且决定由彭副主席亲自抓。”

　　彭萍安带人前往该医院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值夜班的女职工已经怀孕达7个半月，“但是，怀孕7个多月上夜班是否违法、违什么法等，需要有法律依据做支撑，我经过查找，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和《劳动法》第七章‘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里找到了法律依据——‘对怀孕7个月（含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吃了“法律定心丸”，彭萍安签署了“昆工维字第92号”“工会维权意见书”，要求“第一，立即对这位女护士的工作时间进行调整，不得再安排其从事夜班工作。第二，劳动时间内应当安排一定休息时间。”

　　“院长表示，对女护士怀孕这事，是知道的，但具体怀孕几个月，自己是男性，不便探听。”彭萍安说，“也许以后再遇到女职工大腹便便，他必须要过问了，哈哈。”

　　“更重要的是，这个医院女医生、女护士比较多，从纠正这位女职工的侵权个案开始，彭萍安几次和院领导沟通交流，督促该医院建立对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的制度。”赵涤群告诉记者。

　　推行工作中，彭萍安亲自拍马上阵之外，更多的是辅导基层工会怎么做。

　　位于寻甸县金所工业园区的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是一个2009年8月25日成立、2013年6月才正式投产的化工企业，“我们这个企业有一个特点，”该公司工会女工委主任杨秀梅告诉记者，“年轻女职工比重大，职工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七八岁，全部职工930人，女职工有297人，面临结婚、生育高峰，目前就有10多个怀孕的。”

　　这样，一个适合母婴相聚的哺育室就是维护女职工权益的具体体现。

　　寻甸县总工会副主席晏满定获悉情况后，向彭萍安做了汇报，彭萍安指示晏满定用“意见书”敦促先锋化工按照“母爱十平方”项目标准建一个母乳喂养室，2014年7月3日，“意见书”送达先锋化工行政方，杨秀梅说，“看到‘意见书’，公司领导很高兴，叫我赶紧办，同时回复县总，7月17日就建成了母乳喂养室，次日就投入使用，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邓学良还专门就此事表扬我。”

　　7月29日下午，本报记者踏入了这间26天前尚不存在的，似乎还散发着几级工会关爱余温的足有40多平方米的“母乳喂养室”……

　　市总领导亲力亲为的结果有时很奇谲。

　　比如这件迄今为止2597份“意见书”中唯一一份“工会对工会”提“意见”的案例。

　　西山区马街街道总工会接到职工反映，街道机关工会对机关干部职工的关爱慰问标准不一，“一般干部职工生病住院，最多200元，一束花，而领导干部则是500元，一束花，还加一个果篮。”

　　彭萍安了解情况后，决定干预，“还不是慰问金多少的问题，是公平与否的问题。”

　　她来到街道总工会，辅导他们于2012年4月13日，由街道总工会向机关工会发出一份“意见书”，要求统一慰问看望的相关标准，“建议生日慰问由100元提升到200元，住院慰问由200元提升到500元，助丧关爱慰问标准由500元提升到1000元，所有人不分领导、职工，一律按此标准执行。”

　　“意见”得到了马街街道党委、政府的支持，完全同意按街道总工会的“意见”办，4月16日，由机关工会向街道总工会做了书面回复。

　　马街街道总工会“两书”干预面很广。

　　民企昆明天经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职工极想参加云南省总组织的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但前8期都没有参加，马街街道总工会知道后，一方面沟通联系，给企业领导讲解参加这项活动对企业和职工的好处，同时下发了一份“意见书”，最后公司同意全部82名职工自第9期活动开始参加，且由企业为职工分担50%的缴费。

　　截至发稿时，据西山区总工会副主席肖国介绍，“全区‘意见书’已累计下达了196份，解决了不少职工的切身权益。”

　　事实上，在“两书”推展之初，市总整个领导班子的成员都是亲力亲为者，在记者搜集到的资料中，就有市总副主席李光以及时任市总副主席、现任调研员的方越、赵春华所签发的好几份“意见书”。

　　昆明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领导集体，从右至左依次为李恪林、刘翊、魏建军、李光、赵春华、赵涤群、戚永宏、方越、彭萍安、梅会芬、贾昭辉、姜斌

　　“从‘工会所能’出发把文章做足，遇到‘最大’和‘最小’的问题，我们轻轻飘过”

　　记者翻阅了市总提供的两本“两书”工作案例选编，发现过去3年里，各级工会所发“意见书”涉及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9大类——维护职工政治民主权利、维护职工参加工会权利、维护职工劳动权利、经济权利、安全卫生和生命健康权利、精神文化权利、性别平等和女职工特殊权利、职工生活福利权益等。

　　其中包括了未建工会、涉及职工利益的事项未交职代会审议通过、拖欠工资和厂务不公开、不定期召开职代会、未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不缴纳社保、不签订劳动合同等，既有涉及职工最核心的工资收益、缴纳社保、签订劳动合同、乃至职工缺乏上班宿舍等权益，也有工作场所灯光晦暗影响职工行路等类“鸡毛蒜皮”般的小事。

　　彭萍安说，2012年年初“两书”工作在全市普遍推开时，市总甚至采取先下任务、事后考核的强制办法在全市推展这项工作，“市总本级业务部门先做，法律工作部、女工部、生产部、生活部等业务部门要求每年不得发出少于5份‘意见书’，14个县市区，每个每年不得少于10份。”

　　她觉得，一开始这是必须的，“接受新事物有个过程，大家需要摸索经验。”

　　“‘两书’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以前工会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发送权限我们把它设置到最基层的工会，大家的确有个适应的过程。”彭萍安说，“就连我自己也有这个过程，一开始，有的基层工会发送的‘意见书’甚至干预到职工在工地如何戴安全头盔，我们发现后赶紧纠正，戴头盔有它特定的安全规范，工会怎么能去教人家戴头盔？万一你教的就是错误的，出事是不是你兜着？”

　　“有‘意见书’关于工地施工安全提出要防止废料伤人，我说，要是刚运来的钢筋扎人，你咋办？人家说，现在伤人的不是废料，是新料，你没有叫我们注意，这样咱就很被动。”刘贵红补充道。

　　发现类似问题后，赵涤群叫法律工作部的人好好琢磨，大致划出一条线来，原则性地定出哪些可发“意见书”，哪些不发，“要原则，不要太具体。太具体，工会做不到。”

　　他认为，工会为职工维权，在现实条件下，必须有一条清晰的边界，不能漫无边际，“因为好些事，虽然关涉职工最大的切身权益，但它复杂艰难，是需要从国家制度层面去统筹研究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市级工会可以做到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工会可以做的，我们就不能自不量力用‘两书’去干预，弄成笑话。”

　　这时，市总领导发现，“两书”若无边界，就有“阿喀琉斯之踵”，“若不及时解决，可能导致‘两书’流产，因为整上几件事都是工会做不到的，时间一长，大伙儿就会对‘两书’丧失信心。”

　　戚永宏认为，出现这样的事，不仅仅是怎样发送“两书”的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基层工会干部做工会工作观察问题的角度有问题，工作的理念也有问题，“是不是凡是涉及有损职工权益的所有事，我们都要去发‘两书’？都要去管？理论上说，工会为职工维权，当然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方位维护，但我们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特定地位决定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第一，有的事，虽然涉及工会，但主要是政府应该做的。第二，工会没有行政资源、执法资源、经济资源，自身的能力有限，遇到‘意见书’有‘滥发’的苗头后，我们主要从省总前几年提出的工会工作基本准则去找思路。”

　　戚永宏所说的“省总提出的工会工作基本准则”是非常精炼的三句话：“党政所谋、职工所需、工会所能”。

　　戚永宏也觉得工会要在“谋、需、能”三个节点上去找到工作的交集点，三者缺一不可。

　　于是，“两书”所能、所不能的两条清晰的边界诞生了：

　　首先，属于需要党和政府解决的大问题，以及需要从国家制度层面去关注的普遍性大难题，工会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不宜以“两书”涉及，视具体情况，用其他方式介入。

　　其次，太具体、太专业的问题一般不涉及，所提“意见”不宜太具体，只提普遍性的、原则性的意见，“一般情况下，个案的‘意见’慎重把关，因为我们担心有人滥用权力。”

　　“我如果理解得不错，戚主席等几位领导是这个意思。”刘贵红用一句网络味十足的俏皮话做了总结，“推行‘两书’工作就是要从‘工会所能’出发，把文章做足，遇到‘最大’和‘最小’的问题，我们可以轻轻飘过。”

昆明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赵涤群在一线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交通协警

　　“维权”是“系统工程”：以“两书”单兵突进是不智之举

　　如果说到“贝塔朗菲”、“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类学术味浓的人名或概念，一般人或许会茫然不知所之，那么，我们不妨换种“很中国”的说法——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纲举目张；举一反三；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以上这些说法，全部是在描述一个道理，那就是，看问题、解决问题，要用“系统论”的原理，要有“系统”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联系、整体、发展的视角。

　　美籍奥地利人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是“系统论”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创立人，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

　　贝塔朗菲服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他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认为，要素性能好，也就是一个事物的局部好，不必然等于整体性能好。

　　在酝酿“两书”之初，昆明市总领导就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仅仅单靠发“两书”，而不能巧妙地借助党政资源、社会各界、法律政策制度等力量形成合力，换言之，不从系统的角度去使用“两书”，“两书”就是一张废纸。

　　戚永宏觉得，昆明市总的“两书”目的之一固然是要促进工会维护工作，使职工直接受益，“但用‘两书’推进建会、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合同签订、购买各种法定保险等，又何尝不是维护职工的权利？这些维护，有些迂回，不是那么直接，但维护的是职工更重要、更长远、更大的经济、政治权利。”

　　赵涤群说，“本身工会就是力量比较弱的群团组织，不借助其他资源，形成合力，难以成事，又何况是工会发出的‘两书’？‘建议书’借力行政执法部门的理念设计，就是系统思想在工会维权工作的体现。”

　　可见，一页薄薄的A4纸所承载的一份“两书”所以“虎虎生威”，它后面凝聚着各级工会组织牵手其他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合力”。

　　在安宁市，市总工会经常牵手的政府行政执法部门主要是安监、人社、环保，安宁市总副主席杨利告诉记者，他们总是携手这三家联合行动，曾经一起联合检查执法3天，“发了21份‘意见书’。”

　　在富民县，县总总是和县劳动执法监察大队一起行动，收到的效果大大超出自己一家单兵出击。

　　也正是基于对“两书”所预示的“系统”的张力的认知，在昆明市，各级工会利用“意见书”推进建会、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合同签订、购买各种保险、厂务公开这5个涉及职工切身利益最紧密、最重要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记者仅从市总编辑的两本“案例选编”初步统计，全部166个案例中，涉及上述5个方面的“意见书”有34份，占这两册“选编”全部案例的20.5%。

　　“而这些过去就靠工会干部怀揣一颗‘妈妈心’，用一张‘婆婆嘴’去和用人单位打交道，唾沫说成泥丸，收效却甚微。”彭萍安告诉记者。